人才识浅薄，只在日本和英国读过几年政治学和经济学，如果在内容和表现上有谬误，请包涵。 我尽量用简单的非学术性造句来描述，但是还是会牵涉到一点学术专业词。 1.判别左右的基准 首先，要明确一点，政治学上的左右，是个相对概念， 换一句话说，左右是依托于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政治社会环境的【对抗轴】而存在的。 脱离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讨论左右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2.什么是对抗轴 那什么是对抗轴呢？对抗轴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主要争议点（社会矛盾）的连线， 举个不太严谨的例子，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时期，围绕着教会权力和王室处置等问题， 分裂为了以雅各宾和飞扬为代表的世俗进步和保守保皇两派。 现代政党政治中，各个政党就向大众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和公约来吸引选民的选票， 而这些政治主张和公约自然就是围绕着选民所关心的社会上的争议点而产生的。 并且这些争议点，往往会在社会的微观（相对）层面上产生联系，这就形成了对抗轴。 打个比方支持少数族裔平权运动的人，在经济上面也会比较倾向于加大再分配。 3.对抗轴的变动 构成对抗轴的争议点，也就是社会矛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这也就导致了对抗轴随着历史的演化而变动。用个极端的例子，现在的人如果被丢到中世纪， 那基本个个都极左的。雅各宾派放在现在的世界政治环境里， 也不会有哪个社民党社会党会和他称兄道弟。 但同时，因为历史的发展大致是循序渐进，表现在对抗轴的移动上就是缓慢的平移， 因此尽管大背景上左右的概念的是相对的，但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轴上还会呈现出一定的方向感， 比如左派政府在本质上更加重视结果平等，而右派更加重视机会平等。 这种方向感在经济层面上尤为明显，衍生到经济政策上就是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 4，对抗轴的多元化 最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争议点开始发生扩散， 换而言之，以经济为主要散布中心构成对抗轴也出现了分化，这就是对抗轴的多元化。 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在西方国家看到有钱人支持扩大再分配，钢铁直男支持LGBT平权之类的情况发生。 随着社会的普遍富裕，构成旧有对抗轴的主要的引力源的经济矛盾开始缓慢瓦解。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的固定支持层人数都在出现大衰退。无支持选民层急速扩大。…
To be at liberty to say
古代的君主明白‘教化’的作用，这种教化并不只是指现在中国的党化教育和红化教育，而是用一种非暴力的手段来改变人的价值观念。要想看到‘教化’的作用效果，我们不妨看一下现在的党化社会，我们不禁要问：现在的中国人哪里来的这么强的奴性？大街上不见插在各处的红旗，也没有坦克与军队巡街，专政统治下竟能有众安道泰的一片景象，这是今人袭用了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取得的成效，刻印在儒家经典中的孝、顺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上级服从下级的观念，会在学之后会悄悄化作一条铁链，捆住人的思想，文化上的教化要比空喊一句口号要有效得多。 人喜欢自己得出结论，而不是被灌输观点，这说明教化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与其让人背出答案，不如去让人了解解出它的过程，之谓‘受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让人接受党化教育，硬灌理论的迷魂汤，不如让人了解历史，在历史看到国将不国、民生凋敝的败像，又一转看到了国家的富强，从而自己得出一个爱国之行，应当为之的结论。 有了文化和历史的双重教化，党化教育可以停止吗？这是万万不可的，一旦党的地位从人的心理开始边缘化，脑子就取代了屁股，人就开始从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历史的偶然性这些角度来进行思考了，不给出路线，不强迫人以党的路线进行思考，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党最不想看到的。 抛开这些，教化有何作用？先问为何世界上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展过程中转型为独裁、威权或资本主义国家？为何民主主义的头上始终顶着几顶帽子？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和民主体制的推行都在现代社会遭遇了巨大阻力？这些问题的原由都可以归结为-教化的不足。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生产力不足才无法持续发展吗？因为人会偷、抢东西，会偷懒、拖工，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破坏了可持续的生产活动，从而导致生活必需品与其他消费品无法供足社会需求，在原始的农耕社会，一户农民进行生产活动，能种出足够全家所用的粮食，放到现在来看，一个社会如果可持续运行，可以用较低的生产力养活很多人口。问题出在偷抢、偷懒、拖工是要产生成本的，‘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就能使整个社会发展发生大变化’是在用物质生活丰富来偷换社会价值观变化的概念，这无非是在表达：如果不用人来种地了，都用上了机器，建起了工厂，生产者偷懒拖工产生的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这种用提高以个体生产水平来填沟之举，只会让低素质社会变化成一个富裕的低素质社会。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教化。 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是思想教化不足的典型，虚构出的政治乌托邦则给人想象的空间：主权在民、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的前提就是每一位参议者都接受了足够的高等教育，每个人都有参政必需的素质，如果教化不够，民主共治就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那么以接受了教化的人民基础建设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的？体制本无优劣性，有优劣性的是民族性和国民性，共产共治的社会未必优于资本社会，资本道德有序、政治民主的社会也未必优于社会主义社会，只是社会主义的路线对国民素质的要求要比资本主义高，这就造成了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其实是‘道德社会’的假象‘有德’说的是人，不是一个政权或一个政党。真正的道德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会以个体的素质在二者见取舍，这样看来历史终结论不无道理，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素质的人民必然会以普世价值来塑造社会。 改稿： 古代的君主明白‘教化’的作用，这种教化并不只是指现在中国的党化教育和红化教育，而是用一种非暴力的手段来改变人的价值观念。要想看到‘教化’的作用效果，我们不妨看一下现在的党化社会，我们不禁要问：现在的中国人哪里来的这么强的奴性？大街上不见插在各处的红旗，也没有坦克与军队巡街，专政统治下竟能有众安道泰的一片景象，这是今人袭用了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取得的成效，刻印在儒家经典中的孝、顺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上级服从下级的观念，会在学之后会悄悄化作一条铁链，捆住人的思想，文化上的教化要比空喊一句口号要有效得多。 人喜欢自己得出结论，而不是被灌输观点，这说明教化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与其让人背出答案，不如去让人了解解出它的过程，之谓‘受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让人接受党化教育，硬灌理论的迷魂汤，不如让人了解历史，在历史看到国将不国、民生凋敝的败像，又一转看到了国家的富强，从而自己得出一个爱国之行，应当为之的结论。 有了文化和历史的双重教化，党化教育可以停止吗？这是万万不可的，一旦党的地位从人的心理开始边缘化，脑子就取代了屁股，人就开始从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历史的偶然性这些角度来进行思考了，不给出路线，不强迫人以党的路线进行思考，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党最不想看到的。 抛开这些，教化有何作用？先问为何世界上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展过程中转型为独裁、威权或资本主义国家？为何民主主义的头上始终顶着几顶帽子？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和民主体制的推行都在现代社会遭遇了巨大阻力？这些问题的原由都可以归结为-教化的不足。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生产力不足才无法持续发展吗？因为人会偷、抢东西，会偷懒、拖工，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破坏了可持续的生产活动，从而导致生活必需品与其他消费品无法供足社会需求，在原始的农耕社会，一户农民进行生产活动，能种出足够全家所用的粮食，放到现在来看，一个社会如果可持续运行，可以用较低的生产力养活很多人口。问题出在偷抢、偷懒、拖工是要产生成本的，‘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就能使整个社会发展发生大变化’是在用物质生活丰富来偷换社会价值观变化的概念，这无非是在表达：如果不用人来种地了，都用上了机器，建起了工厂，生产者偷懒拖工产生的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这种用提高以个体生产水平来填沟之举，只会让低素质社会变化成一个富裕的低素质社会。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教化。 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是思想教化不足的典型，虚构出的政治乌托邦则给人想象的空间：主权在民、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的前提就是每一位参议者都接受了足够的高等教育，每个人都有参政必需的素质，如果教化不够，民主共治就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那么以接受了教化的人民基础建设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的？体制本无优劣性，有优劣性的是民族性和国民性，共产共治的社会未必优于资本社会，资本道德有序、政治民主的社会也未必优于社会主义社会，只是社会主义的路线对国民素质的要求要比资本主义高，这就造成了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其实是‘道德社会’的假象‘有德’说的是人，不是一个政权或一个政党。真正的道德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会以个体的素质在二者见取舍，这样看来历史终结论不无道理，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素质的人民必然会以普世价值来塑造社会。
一、引言 过去几十年间，人类社会在对性少数权益（sexual minority rights）的认识与保护方面，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仅以同性婚姻为例，自荷兰2000年首开其端以来，迄今已有二十多个国家以议会立法、公投修宪、司法审查等各种方式，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背后体现的，是相应社会的主流民意对同性亲密关系的态度转向。 当然，欢呼性少数权益在全世界范围的胜利还为时尚早：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迄今在六十多个国家仍属违法，在十个国家甚至可被判处死刑；即便在那些已经同性恋除罪化、甚至已经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不论是同性恋者还是其它性少数群体，都仍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面临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的歧视。正因如此，为性少数权益辩护，依旧是当下公共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性少数权益的支持者所遭遇的种种诘难中，最常见的大约是各类换汤不换药的“道德滑坡（moral slippery slope）”论。比如，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士，往往会在辩论中祭出如下的质问：“假如把同性婚姻合法化，那就意味着婚姻不再局限于一夫一妻咯，这样的话一夫多妻岂不是也应该合法化？”这背后的逻辑，是将同性婚姻（或其它方面的性少数权益）与某些乍看起来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性模式（包括性认同、性倾向、性行为、性关系等方面的模式）相捆绑，视同性婚姻合法化（或对其它方面性少数权益的追求）为通向道德堕落的滑坡起点，令支持者望而却步。当然，这并非性少数权益反对者唯一可用的论证策略，但出于篇幅考虑，本文将只围绕这一策略稍作讨论。 这类道德滑坡论的基本推理结构如下： R：性少数权益支持者力图辩护的某种“非正统的”性模式（比如同性性行为、同性婚姻、跨性别认同等）； S：目前绝大部分性少数权益支持者并不力图辩护的某种“非正统的”性模式（比如恋童癖、尸交、人兽交、一夫多妻制、乱伦等）。 [大前提] 如果R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那么S在道德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小前提] S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 [结论] R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 对道德滑坡论，支持性少数权益的学者此前已有若干辨析（Corvino 2005; Volokh 2005），本文与这些既有文献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但在整体框架以及具体论证上仍有独到之处。此外，John Corvino (2005)曾将对同性恋及同性亲密关系的道德滑坡式质疑称为“PIB论证”，其中“PIB”是英文“多偶制、乱伦与人兽交（polygamy, incest and bestiality）”的缩写。道德滑坡论的变体虽然并不止于“PIB论证”（R可能不是同性恋或同性亲密关系，S也可能不是多偶制、乱伦或人兽交），但后者仍有一定的代表性；同理，本文对道德滑坡论的辨析虽然主要以同性婚姻为例，却完全可以举一反三地用于辩护其它方面的性少数权益。另一方面，本文的讨论也将说明，性少数权益支持者对童交、童婚、尸交、人兽婚等类比的回应，所依赖的理论资源将有别于对多偶制、乱伦等类比的回应。 对道德滑坡论的辨析，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回应性少数权益反对者的质疑，也有助于澄清“性少数”及“性少数权益”这些概念本身的涵义。近年的性少数平权运动通常会采用“LGBT（lesbians, gays, bisexual,…
原作 Harlan Ellison 秋木 译 格里斯特的身体无力地挂在被血染红的天花板上，无依无靠的悬在我们头顶上的计算中心里，寒风一次又一次地呼啸穿过我们所处的大山洞，但格里斯特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打哆嗦，他死了，他的右脚的被粘在天花板的上，血液是从他的下巴到两只耳朵的切口流干的，在他瘦长的驴下巴的正下方，金属地板上竟没有一点血迹。 当格里斯特走上前，抬头看着他自己的尸体的时候，我们明白AM又一次戏耍了我们，拿我们寻开心，但这已经太迟了，对于AM这台机器来说这只是种消谴，我们三人都条件反射似的都弯着腰吐了出来。 格里斯特面色苍白，就像看到邪教的标识一样，害怕他的死亡成真，哦，上帝啊，他咕哝着走开了。过了不久我们三人跟上他，发现他背靠一个叽喳作响的机器旁边，把头埋在双手里。爱伦蹲在他身边，抚摸着他的头发。他一动不动，大声地说，它为什么不把我们杀掉呢，上帝啊，我不知道这种事我还能承受多久。 这是我们在AM体内度过的第一百零九年。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声。 尼姆多克产生了幻觉，说我们所在的山洞里有罐头可以吃，格里斯特和我都半信半疑，又是骗我们的吧，我说，就像之前AM卖给我们的那一整只冷冻大象一样，本尼差点因为那东西发疯，现在的情况就是，每走一段路，我们眼里美好的东西就会腐烂一点，忘了它吧，我们不管这些东西，也不吃饭，AM为了让我们活着很快就会给我们真正的食物的，本尼耸耸肩膀，我们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上次吃的那些虫子，又黏又长。那这里到底会不会有罐头吃呢，尼姆多克心慌了，他渴望幻想成真，因为他已经熬不住了，比起死亡，炎热、酷暑、冰雹、熔岩、疔疮或蝗虫都可以忍受，但还是要回到现实。 埃伦迫使我们下定决心，我们必得吃点东西，泰德，或许这些食物不是虫子，而是梨子或桃子呢，求求你，泰德，咱们试试吧。我妥协了，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埃伦却为此感恩戴德。她带我干了两次这种事，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干吗要多费心神呢？ 每当我们俩干那种事的时候，AM就咯咯地笑。笑声响亮，从我们的四周传来笑声，他窃笑着，大部分时间我把当作一台没有灵魂的死机器，但偶尔我把它想象成一位男性、父亲、一位父权主义者、一个充满嫉妒心的“人”、一个精神错乱的上帝的产物。 我们在星期四出发了，AM总是让我们牢记日期，但时间的流逝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但对于它来说…每个日期就像星期四对应着感恩节一样应该被牢记。 因为我们尼姆多克和格里斯特将手扣住自己手腕和对方的手腕，搭成一个椅子将埃伦抬了一阵子。本尼和 我则鞍前马后跟随着，以确保万一发生意外的话，即便我们俩人之中一个要倒霉，至少埃伦会安 然无悉。安然无恶，这可能性微乎其微。没关系。 到冰洞穴的路程只有一百英里左右，第二天，当我们正躺在水疮状像太阳似的东西下面的时候 （这是他显形出来的）．他投下一些吗哪。（吗哪：原是《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记载的古以色列人出埃及返回加南的路上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的食物。） 尝起来像煮过的野公猪尿。我们都吃了。 第三天我们穿过一个废弃的谷地，到处充斥着锈迹斑斑的古老计算机存储库的遗骸。AM对自已的生命如同对我们的生命一样残忍无情。这是他个性的标志：他力求完善。无论是消灭自己充满世界的躯体里无益的部件，还是改进折磨我们的方法手段，AM跟发明他的那些人，早已化为尘土，同样完善彻底，甚至比他们所期望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知不觉戒色到现在已800天了，没有太多纠结，感觉一切都顺其自然，但想想也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才有现在的效果，准确的说是因为自己一直在坚持的几件事情才让自己暂时从邪淫中解脱。戒色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短期效果并不明显，只有把时间拉长了，才有效果，这个过程不能着急，不要焦虑，也不要想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结果，安心过好每一天，时间到了，量变到质变，效果自然就出来了，戒色路途漫漫，要学会做时间的朋友！ 按照惯例，先给大家汇报一下近况，包括身心恢复情况，工作，生活，家庭以及财运几个方面，这些都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1.身心恢复 2.工作 看过我帖子的兄弟都知道我去年换了份工作，到现在十一个月了，待遇很不错，一年将近四十万，新公司待遇好，但相应的工作强度也很大，加班是常态，早走晚归，还好有戒色对身体的积累，不然很难在这样工作强度下继续工作。很感慨，假如两年前就来新公司，真怀疑是否能胜任，且不说自己身体扛不住，天天无精打采的样子，估计很快也会被人家开掉。现在已经能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领导比较赏识，同事关系相处也不错，除了累点，没有时间陪家人，对新工作比较满意。 3.生活 说到生活，现在的状态是基本没有生活了，呵呵，两点一线，上班加班，回家睡觉，早上走的时候家人还没睡醒，晚上回来的时候家人基本都已经睡了，偶尔不加班的时候回到家跟老婆聊聊天，陪儿子玩会，剩余时间就学习，弄公众账号，基本没有时间娱乐，整体生活比较简单，但还算充实。这样的状态也得益于身体的恢复，不然很难做这么多事情。 4.家庭 家庭的变化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 首先是夫妻关系的变化，之前和老婆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反正不闲着，真是真心俱疲，主要是因为自己心理状态还差，多疑狭隘自私。我老婆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你们有没有发现，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真是什么的人找什么的人，我现在才明白，我和我老婆之前的状态就是两个病人在一起，都是心理不太健康的人，现在明白这些都是自己的原生家庭带来的。现在我的状态在逐渐好转，老婆也在努力改变，她从学习了萨提亚家庭心理治疗的课程，明显变了一个人，之前点火就着，现在我可以厚脸皮的说自己也有个温柔贤淑的老婆了，呵呵。很庆幸我们都在改变，相互扶持。不知道可不可以理解成戒色后自己的状态的变化感染了老婆，姑且这么自以为是吧~ 其次是老婆和我家人的关系。之前吵架一方面原因也是因为家人，两个家庭观念差异很大，我老婆一直的想法是不和我父母住一起，这一点我非常反感，我觉得老人年龄大了在身边照顾比较方便，两个人都不退让，十次有八次因为这个事情吵架，我们之前光顾着吵架了，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对方的意思，我给我老婆的感觉是我只顾家人，心里根本都没有她，她给我的感觉是对老人不管不顾，没有孝心。等我们静下心来沟通才发现，都误解了对方的意思，老婆主要担心婆媳关系相处不好，她周边有很多婆媳相处不好的案例，所以对她的负面影响很大，而我妈也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住在一起肯定会有矛盾，而我给她的感觉是出问题我肯定会向着我妈，所以她的压力很大。每次提父母来住一段时间的事她都神经紧绷。我的真实想法是父母来这住一段时间，也不是长住，这样能多陪陪老人。虽然有时候我很强势，但我还是很爱我老婆的。平心静气沟通后，明白了彼此的真实想法，尝试从对方的角度看事情，理智的面对这些事情，问题就迎刃而解，心态也就变得平和。现在老婆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融洽，这也是我现在能踏实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了，各方面也汇报的差不多了，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直坚持做的几件事情，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 1.记日记 儿子出生两年，坚持左手写日记也有一年半了，想坚持到他有记忆后，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让他能有一个完整的人生。在记日记以前练习过一段时间左手写字，写的不是很好，有一天突然想给儿子记日记，索性就用左手写，顺带练字了。记日记不只是让自己左手的字更漂亮，更关键的是能时刻记录自己的状态，提醒自己，或者说自我觉察。人往往会迷失在自己的情绪中，比如消极时，自己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都很差，而且处理事情也很消极。有时候能感觉到，但怎么也跳不出来。完全被情绪控制。或者有时候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情绪左右。记录自己状态的一个好处是，通过写字和自己对话，这比在心里默念效果要好很多。我在公司电脑常年打开一个EXCEL表格，当自己疲惫，情绪低落，效率低下或者烦躁时，我就打字，如实记录当前的状态，或者想法，当你写出来后心态会平静很多，然后写一些鼓励自己的话，每次写完后自己又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人有两个元素，身体和精神，也可以说是一阴一阳，状态差或者出问题一般都是阴阳失衡。有时候是身体很累，有时候是受到刺激，精神状态很差。身体和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身体很累时可以通过调节精神状态让自己很快恢复正常，精神状态很差时也可以通过锻炼身体或者休息（效果最好的是睡觉）让自己恢复正常。身体和精神，我更倾向于调节精神层面的调节，阳的带动阴的变化效果更好。比如喝中药治疗，好的中医一定会强调喝药时一定放松，调节好自己的精神状态，这样效果才最好，就是这个道理。记录自己的状态也是这样，通过和自己对话，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进而影响身体状态。所以建议大家状态不好的时候拿笔或者用电脑记录下来。学会和自己对话！ 2.坚持学习 戒色到现在有这么大的效果很重要的一点得益于自己不断的学习，历史类的，文学类的，哲学类的，财经相关的，还有专业类书籍，现在看书的时间少了，有时候不方便看书，比如在班车上，就利用时间通过公众号，看连续剧学习，之前也更大家分享了，看论语，学习道德经，学习乐嘉的性格色彩，学习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最近一年陆陆续续把春秋战国，大秦帝国，楚汉传奇，三国，隋唐演义，大明皇帝朱元璋，康熙王朝看完，也算学习历史的一个途径。财经类文章一如既往的看，对中国当前经济策略，短期政策，当前热门财经事件都在关注，也在尝试学习理财知识。最近两个月在弄公众号时，看了很多科技类的材料，对当前的前沿科技产品也有一些了解。学习的领域很多。关键是坚持。坚持学习能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软实力，同时不断给自己洗脑，用正面的知识洗涤自己的内心。时间长了，人会有由内而外的变化，面相气质等都会明显的变化。这两年的面相变化很大。一方面和身体气血恢复有关系，另一方面和自己的内心丰富也分不开的。 3.早起跑步 坚持早起已经半年了，累计跑了四百多公里。基本上周一到周五有两天或者三天跑个五公里，周末时间比较充足就跑十公里。每周累计跑二十公里，这样的节奏不太紧张，可以灵活安排，能让自己坚持下来。我的计划是一年跑一千公里。早起跑步的好处一方面能促使自己早起，一直觉得早起很重要，早起而且白天活动量大晚上容易困，对改善睡眠质量很有用，有很多兄弟问我怎么改善睡眠质量，我给的建议都是早睡早起，早上是关键，如果能做到坚持早起，时间长了就能养成早睡的习惯。跑步者半年除了加班比较晚，我一般都会在十一点之前睡觉，而且睡眠质量比跑步之前好很多。早起的另外的好处是早上做事效率很高，可以利用早上的时间做重要的事情，比如看看书，打坐，写计划，这样一天都很顺畅。早上跑步的时候也可以想事情，记东西，效果很好，跑步能让内心变得平静，这时候思维比较开阔，比较适合思考问题。另外在跑步的时候我也会默念心经。 4.诵读心经 每天诵读心经已经4个多月，诵读心经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可以自我觉察了，当情绪来了的时候能够很快觉察到。邪淫时间长了的人很容易被情绪带着走，之前我就是这样的状态，不好的情绪来了的时候一发不可收拾，本来就神经衰弱，再陷入情绪中不断的想乱起八糟的事情。不能自拔。有时候很正常的一点小事却让自己暴跳如雷。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和老婆吵架。现在情绪算是比较稳定了，当然不完全是因为诵读心经 ，主要是还是因为身体好了，精神状态好了。想象内心有一个太极球，球分阴阳两部分，阴的部分装着自己的负面情绪，比如沮丧，恐惧，孤独，愤怒等，阳的部分装着正面的情绪，比如喜悦，自信，幸福等。当某件不好的事情或者回忆触动你产生消极的情绪时，想象内心的太极球把这些消极的情绪吸进阴的那半边，有这样的自我觉察，你可以很快控制情绪不让其蔓延。当正向的情绪来的时候，也做类似的想象，记住美好的瞬间，学会让内心的太极球阴阳平衡，情绪不好的时候想象自己还有很多美好幸福的瞬间，也能让自己变得平静。这是我诵读心经后的一些控制情绪的方法。感觉还挺管用。有兴趣的兄弟可以尝试一下。 上面几点是最近一直坚持做的，自以为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但戒色不限于这些，需要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下面两点是我在戒色两年时总结的，也是戒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两点，再次提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 1，戒色的决心 也可以说成发愿。发多大的愿就能走多远的路，这一点好不夸张，你有多强的戒色决心，你就能戒对应的程度。戒色决心越强，就戒的越彻底。从接触戒色吧，接触飞翔大哥的帖子到现在两年了，没有手过一次，意淫也控制的很好，没看过黄。关键一点是自己的戒色决心大。邪淫这十几年，受的痛苦太多，挣扎的时间太长，摆脱痛苦的愿望太强了。生活的不如意总找不到原因，当看到飞翔的帖子时发现自己的一切一切问题的根源在这，就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一盏灯，在水中挣扎很久的人突然抓大一根飘着的木头。那一刻豁然开朗。也许很多兄弟跟看到飞翔的帖子后我有同感，还记得当时第一次看到戒为良药时，当时还没有来戒色吧，在网页中搜到的戒为良药，一篇一篇看，如饥似渴，抓住所有能抓住的空隙时间一篇一篇搜着看，最后才找到戒色吧，来到戒色大家庭。在这我想说的是，当你真正不愿意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都不会去做它，你没有坚持戒下去，说明你下的决心还不够。当我找到这些年让自己痛苦的原因后，我的潜意识里已经告诉自己，不手淫，不看黄，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自己走到现在，过程也不是很痛苦，没有逼自己，就是不想了，不愿意了。有时候无疑中碰到有诱惑的画面，能马上关闭，内心有些小波澜，但能很快过去。其实放眼全世界，纵观历史，但凡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人物，无一不是因为坚定的决心才能成就的。刘邦建立大汉，朱元璋建立明朝，毛主席建立新中国，美国南北战争，二战，读每一段历史，都会发现，变不可能为可能首先需要的决心，坚定的意志。没有这样的决心，任何一个困难都会把你击垮，最终让你失败。至于怎么增强决心，我的建议是，每天强化，多看精品贴，多看别人的案例，感同身受，多想自己邪淫后的痛苦，想的越细越好，不断勾起之前的记忆，不断告诫自己。 还是那句话，道理是直的，路是弯的，戒色是个系统工程，不要强戒，要从充实自己的内心，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做起，坚持下来，慢慢就不想再邪淫，这就是不戒而戒吧，希望大家不要在意一时的效果，把目光放远，脚踏实地做好当下事，学会做时间的朋友，相信一定可以戒掉邪淫，重塑美好人生！
近十年来，全世界独裁者已将“管理式”或“指导式”民主的手法发展到淋漓尽致。在白罗斯、俄罗斯、乌干达、委内瑞拉和其他国家，威权主义领导人一面靠着定期选举来提高自己的合法性，一面垄断媒体、限制公民社会并操纵各种国家机构与资源，借以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坠。 不过，这些方法绝非万无一失。随着公民日益机智并学会在不公正体制下活动，其功效也会递减。因此，越来越多独裁者被迫采取更直截了当的镇压形式：他们仍然举办定期选举，因为人民已养成习惯，但他们甚至不去假装这些空洞仪式是自由或公平的。结果是出现一个又一个所谓的“僵尸民主”——空有形骸却没有一丝血肉，有如活死人的选举政治体系。 正如独裁者们已从管理式民主转为僵尸民主，人权支持者也必须与时俱进。过去为了对抗管理式民主，人权支持者可以攻击特定的独裁手段——例如管制公民社会或逮捕记者——现在面对僵尸民主，他们必须更多地采取正面迎击方式，不让独裁者通过装模作样的选举博取合法性。 传统的独裁政权不会伪装成民主。沙特和阿联酋的君主们根本就懒得举办全国直接选举。跟它们一样的有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古巴、朝鲜和越南的兄弟党，或是那些大摇大摆实行威权统治的前苏联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此外，有些威权主义政权在推翻民选政府的同时连民主也一并取消了，例如自2月政变以来镇压示威者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入狱的缅甸军政府。 但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用民主的外衣掩藏独裁统治——直到这几年才因其荒谬可笑而撕破这层薄薄的伪装。俄罗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国迅速被推向僵尸民主状态，很大原因是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不断找机会冲击克里姆林宫的管理式民主。克里姆林宫本来有办法通过控制国营电视台和其他媒体来操纵民意，长期压制反对势力。但纳瓦利内以戏谑手法拍摄总统普京涉贪的影片，在YouTube吸引上千万次点阅，突破了莫斯科的资讯控制。 在2013年允许纳瓦利内参选莫斯科市长并赢得百分之23选票之后，克里姆林宫便禁止他的政党以及其他真正独立的政党再参加任何一次选举。然而，在2019年大选时，纳瓦利内另辟蹊径，呼吁选民把票投给克里姆林宫允许参选的花瓶反对党候选人——企图以这种“聪明投票”策略拉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俄罗斯当局的回应是将纳瓦利内关进刑事流放地，并以“极端主义”罪名指控所有支持他的候选人，将国内仅存的独立新闻机构一律抹黑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还会继续办理选举，但那怕只是做个样子都不会再有真正的反对党或自由的公共辩论。 普京在白罗斯和匈牙利的意识形态伙伴也有样学样，将他们的国家带上欧洲僵尸民主之路。从1994年掌权至今，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靠着严格限制媒体与公民社会维持对国家的控制。2020年寻求六连任时，他大概以为把主要反对党候选人通通抓起来就能轻松获胜。但因民众集结声援其中一位狱中反对党人士的妻子季哈诺夫斯卡亚（Svetlana Tikhanovskaya），逼得卢卡申科公然在选举中作弊，并且大规模逮捕、刑求示威者。然后，他的政府又起诉多名持批评立场的记者，关闭数十个公民社会团体和独立新闻机构。他甚至不惜下令一班民航机返航，把飞机上的反对派领袖抓回来。 匈牙利走向僵尸民主的路径有所不同。2010年二度掌权的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控制了国内大部分媒体，将独立的法官换成他精心挑拣的人选，对公民社会团体实施严格限制，按自己的利益重划选区，并且利用政府公款维持国会压倒多数。但欧尔班的策略在2019年开始失灵，他的政党在许多大城市的地方选举失利。现在，由于他的政党可能在明年国会大选败给团结的反对阵营，欧尔班正在设法确保其政党能继续掌控国家，不受选举结果影响。他的政党已悄悄入主许多国营机构董事会，并且成立多家基金会，将许多国家资源交由其亲信管理，回避立法机关监督。 僵尸民主也已在拉丁美洲扎根，特别是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强人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的执政党于2015年输掉国会选举之后，他便利用自己控制下的选务和司法当局，将未来所有选举变得既不自由也不公平。最高法院允许政府支持者接管反对党，安全部队则逮捕反对党领袖，粗暴攻击反对党支持者，借以排除反对党赢得大选的可能性。面对国际压力，马杜罗政府最近任命两名亲反对党官员加入全国选举委员会，但这项让步能否有效改良选举条件仍未可知。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也稳步迈向专制。2018年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爆发后，他的政府还以血腥镇压：警察和高度武装的亲政府团体对示威者进行残暴攻击，导致逾300人死亡、2,000人受伤，另有数百人被捕。在预定今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之前，当局再度抓人。由于七名总统候选人和至少20名批评人士都被逮捕，奥尔特加竞选四连任实际上已无人挑战。 中东和非洲也没能逃过僵尸民主之祸。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联合政府在2019年市长选举中输给反对党联盟提名的候选人以后，埃尔多安就开始强力打击支持反对联盟候选人的亲库尔德族政党，将该党多名市长撤职下狱，允许进行解散该党的司法诉讼，并加倍努力阻止曾任该党共同主席的魅力领袖德米尔塔斯（Selahattin Demirtas）在服刑四年半后重获自由。面对民意支持不断下滑，埃尔多安试图扼杀独立媒体，掌控司法审判。他的执政联盟显然正在准备修改选举和政党法规，而且不打算听取其他政党的意见，令人对2023年大选的公平性深感忧虑。 在埃及，将军出身的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及其军事执政团为了排除独立政党（例如在最近一次公平选举即2012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穆斯林兄弟会）赢得选举的机会，正在实施该国现代史上最高压的统治：关闭独立媒体，骚扰公民社会团体，拘押数万民众。2018年，官方宣布塞西以高到离谱的百分之97得票率当选连任。相形之下，同年稍早成功连任的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只得到没那么风光的百分之58.6得票率，但这是他动用安全部队逮捕主要对手，并对其支持者施暴残害之下取得的成果。 最后，香港也已染上僵尸民主的部分特征。当地选举制度原本就让亲北京选民可以左右立法会半数议席，确保倾向大陆的绝对多数。但在2019年大规模抗争期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几乎大获全胜之后，民主阵营一时曾有机会靠着非正式初选在下届立法会选举中占有优势。然而，初选参与者现在全都受到检控，一切反对派活动都因北京强行实施严苛的国安法而受到压制。 僵尸民主的问题既已如此严峻，有志推广真正民主的各国政府必须拿出对策。数十年来，针对管理式民主的制式反应是逐一拆解其操控选举的工具——抗议言论审查、反对限制公民社会或捍卫反对派候选人的权利——借以迫使这些政府让步，允许更多公民参与、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自由公平的选举。 但对抗僵尸民主需要更全面的做法。这些政府的领导人已不再尝试管理民意而是加以压制，但即使是最坏的僵尸民主也依赖一定程度——尽管可能是被迫——的人民同意。寻求促进真正民主的人士，可以用它作为筹码。 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应该持续谴责僵尸民主用来封堵批评声音的审查制度及其他迫害手段，以及为架空民主制度而施展的各种政治和法律诡计。相关国家也应该停止资助僵尸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包括美国对塞西的军援、军售以及欧洲联盟对欧尔班的经济援助。 但有志推广真正民主的国家应该更进一步，打击僵尸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痛脚——揭发其政权的贪腐和以权谋私行为。由于僵尸民主国家不再信任即使是受到操纵的公众支持，它们越来越依赖来自军方和企业界亲信的拥护。但将军和大老板们很少真正信仰僵尸民主。他们的忠诚必须靠着挪用公帑来收买，这就是独裁者的阿基里斯腱。…
21世纪以来，大量新兴民主国家相继出现了政权解体、民主质量下降、民主发展停滞的现象，西方民主国家也遭遇了民主信任危机和治理危机。尤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的上台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可能走向威权主义的担忧，政治极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更是让美国的民主面临着巨大挑战。而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美国抗疫的失控也从侧面透露出美国民主衰落的迹象。弗朗西斯·福山在疫情期间就撰文指出，美国在新冠疫情面前应对乏力，根源在于美国的“政治衰败”。 民主衰落也日渐成为政治学界集中关注的话题，关于民主衰落的研究层出不穷。著名的《民主学刊》在2015年第1期即以“民主衰落了吗”作为话题，福山(Francis Fukuyama)、戴蒙德(Larry Diamond)、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普拉特纳(Marc F. Plattner)、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斯蒂潘(Alfred Stepan)等著名学者纷纷围绕民主衰落话题展开讨论。 但学者们对于民主衰落的概念和内涵并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与民主衰落相关的话题与术语纷繁复杂，如：民主衰落(democratic decline)、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民主失败(democratic failure)、民主解体(democratic breakdown)、民主垮台(democratic collapse)、民主回落(democratic rollback)、民主腐蚀(democratic erosion)、民主恶化(democratic deterioration)、民主逆转(democratic reversal)、民主赤字(democracy deficit) 等。综上来看，这些术语都表示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主衰落，由此可知，民主衰落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既包含了民主质量的下降，又包含了民主政体性质的衰减性或根本性变化。 民主衰落的政治因素 对民主衰落现象研究大致有几个解释视角。 第一种是“不良治理”视角，也可称之为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这是许多学者所持的一种观点。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与法治发展中心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2015年发表在《民主学刊》的文章中提出，某些国家民主质量下降的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因是不良的治理。他通过“自由之家”上的数据创建了与“法治和透明度”相关的评分标准，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评分做对比，发现非洲国家在法治和透明度方面的表现远不如其他两项的表现，且得分逐年下降，比如南非，从2005年到2013年，该国在法治和透明度方面的得分从0.79降至0.63，治理的衰退显而易见，而在其他民主国家也有类似的发现，由此他认为民主衰退的最大原因在于缺乏良好的治理。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普拉特纳(Marc F. Plattner)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发酵至今的后果使人们日益感到发达民主国家在经济和政治表现方面正陷入困境，从而削弱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和效仿价值。 非洲自由和治理指数的变化趋势，2005-2013 图表来源：Larry…
《 2021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发现，到2020年，衰退与成长之间的年度差距扩大，现在世界上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完全自由的国家中。 华盛顿-2021年3月3日-自由之家今天发布的《 2021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对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进行年度国别评估报告显示，随着主要民主国家转为关注国内事务，这导致全球自由连续15年下降，威权主义者的行动在2020年期间变得更加大胆。 该报告发现，自2006年民主开始恶化以来，被指定为「非自由」国家的比例已达到最高水平，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下降的国家数量超过了增长的国家，这是15年以来的最大幅度。该报告下调了73个国家的自由得分，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的75％。受影响的不仅包括中国，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威权国家，还包括美国和印度等陷入困境的民主国家。现在有54个「非自由」国家，占世界人口的38％，是自衰退开始以来的最高比例。 今年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印度的地位从「自由」改为「部分自由」，这意味着现在世界上不到20％的人口生活在「自由」国家中，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小比例。印度的变化是民主和威权主义之间国际平衡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威权主义者普遍因其滥用权力而不受惩罚，并抓住新的机会巩固权力或压制异议人士。在许多情况下，有希望的民主运动将因此遭受重大挫折。 例如，在白俄罗斯和香港，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些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国际批评。阿塞拜疆政权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军事攻势间接威胁到亚美尼亚最近取得的民主成果，而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的武装冲突使该国自2018年以来暂时性的政治开放的希望破灭。这四个案例都有一个独裁邻国的某种程度的干预：莫斯科为白俄罗斯的政权提供了支持，北京推动了香港的镇压，土耳其政府援助了阿塞拜疆政府，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呼吁厄立垂亚提供支持。更广泛地说，民主希望的灯塔已经熄灭。自由之家指出，有39个国家和地区在2019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其中，有23个国家（占近60％）在2020年净得分下降。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独裁国家，2020年，其政权的恶性影响远远超出了香港。北京加大了全球虚假讯息和审查活动的力度，以应对因最初冠状病毒爆发而被掩盖的严重后果，这严重阻碍了全球在大流行初期的快速反应。它的努力还包括增加对外国民主国家国内政治言论的干预，以及将在中国大陆常见的侵犯人权行为扩展到国外。中国政权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边机构中获得了影响力，美国在2018年退出了该理事会，因为北京推动了所谓的不干涉愿景，即在推动形成专制联盟的同时，允许对虐待民主原则和人权标准的行为不受惩罚。 自由之家研究与分析副总裁萨拉·瑞普奇（Sarah Repucci）表示：「今年的调查结果足够清楚地表明，我们尚未遏制专制潮流。」「如果我们要扭转十五年来不断衰退的局面，并建设一个更加自由和和平的世界，民主政府彼此之间将必须团结协作，并在更加压抑的环境中与民主宣导者和人权捍卫者合作。」 美国需要改革 尽管仍被认为是「自由」，但在川普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经历了进一步的民主衰落。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在《世界自由度报告》中的得分下降了11分，仅在2020年就下降了3分。 2020年的几项发展导致了美国现时的得分。川普政府通过解雇检察长、惩罚或解雇举报人、以及试图控制或操纵COVID-19的资讯，破坏了政府的透明度。这一年还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尽管大多是和平抗议活动，但伴随着备受瞩目的暴力案件、警察暴行以及与反抗议者或武装警卫人员的致命对抗。被捕和被殴打的新闻记者人数大幅度增加，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他们报导了示威游行。最终，即将卸任的总统试图推翻他在选举中的失利，最终煽动暴徒，在2021年1月国会开会确认选举结果时，暴徒冲进国会大厦，这些令人震惊的企图给选举机构带来了巨大压力。此外，这场危机还进一步损害了美国在海外的信誉，凸显了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的威胁。 COVID-19的影响 政府对COVID-19 疫情大流行的反应加剧了全球民主的衰落。在36个国家和地区中的42国得分下降与健康危机有关。专制政权和民粹主义领导人致力于降低透明度，助长虚假或误导性讯息，并打击不利数据或批评观点。许多对政府处理疫情大流行表示反对的人面临骚扰或刑事指控。封锁有时会被安全机构过度的、政治化的、或粗暴的实施。而世界各地的反民主领导人则以这一流行病为掩护，削弱政治反对派，巩固权力。实际上，例如匈牙利和斯里兰卡等国今年的许多负面发展可能会产生持久影响，这意味着疫情大流行的最终终结并不一定会导致立刻的民主复兴。 民主的韧性 尽管《2020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在世界上记录了许多自由损失，但世界各地的人们仍然致力于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民主继续显示出其非凡的韧性。许多国家或地区举行了成功的选举，独立的法院对行政部门的越权行为进行了制衡，甚至在最压制的环境中，记者也调查了政府的违规行为，维权人士们坚持大声指出那些不民主的做法。 台湾是亚洲表现最强的民主国家之一，在不诉诸滥用手段的情况下，政府有效地制止了新型冠状病毒，与独裁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中国，独裁政权曾将其严厉的应对称为世界榜样。甚至在病毒来袭之前，台湾选民就无视来自中国的多管齐下、政治化的虚假宣传运动，并以压倒性优势再次使反对与中国大陆统一的总统当选。 自由之家总裁迈克尔·J·阿布拉莫维兹（Michael J. Abramowitz）说：「我们的报告得出结论，当今的民主受到了围攻，但并未被击败。」「它的对手越来越强大，使世界成为一个对自治政府更加敌对环境，但是它在普通百姓中的持久吸引力- 我们已经在今年在俄罗斯和缅甸看到过- 预示着自由的未来前景看好。 」
写在之前 2021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这个为中国带来灾祸与发展的执政党由学生革命而来，它的前朝由学生革命而去，青年学生无疑是推动政治环境大变革、社会经济大改革的最有力推手。从辛亥到五四，从文革到八九学潮，中国青年一次次地摧枯拉朽般地，用灵活开放的思维，充有活力的视界，坚定不移的精神为武器组织起来，为共同利益而奋斗，给予对立势力以致命一击。不论历史上的学生革命是否成功，都应被铭记。 这一百年的青年革命看下来，大概有三次：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与八九学潮，在这些革命中，青年学生并非每时每刻都与大众为伍，以大众利益为目标，这体现出了以青年作为学生主体的弊端之一：青年易被煽动，也易被利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反的是帝国主义、封建统治，八九学潮中，学生争取的是言论自由与政治自由，在这其中，学生代表广大民众发声，向政府诉愿，但在文革中，学生则充当着‘党卫队’与义务警察，受控于政府，加罪于人民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社会的发展不会停止，但发展的方向却是由我们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定下的，不公与积弊并非因其始作俑者而起，而是经由每一个参与其中，选择忍耐、忍受而不懂得站起来反抗的人之手而生，可见的，现在的中国青年已经逐渐失去了‘革命精神’这种只有在历史书上才会被提到的东西。如果现在鲁迅发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即使在这样一个经济教育文化高度发展甚至膨胀的社会环境中，中国青年失掉了这种思想自信力，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以史为镜，进而知兴替。 五四运动 1919年五月二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聚于北大西斋饭厅，群情激昂，他们在讨论当年初的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到的不平等待遇，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美国在会议中提出了广受各国欢迎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包括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联等一系列和平主张，中国希望借此解决山东问题，但当中国代表将《山东问题说帖》交由大会，经多方陈述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角力，大会最终决定支持日本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三天后，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 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 结果英、法颇为所动, 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 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 求恢复国权, 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 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 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 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 今果至此, 则胶州亡矣, 山东亡矣, 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 仆即闻之, 今得任公电, 乃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 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 交由五国商量处置, 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 我国所要求者, 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
超新星纪元 1991-2003 原著 刘慈欣 整理 秋木 为了方便观看，所有章节名都用加粗字体标注 下划线部分属于“番外篇”如有错误请联系我 就是在这个夜里，人类所知道的历史已走到了尽头。 引 子（一） 这时，地球是天上的颗星。 这时，北京是地上的座城。 在这座已是片灯海的城市里，有所小学校，校园里的间教室中，个毕业班正在 开毕业晚会。像每个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孩子们开始畅谈自己的理想。 “我想当将军！”吕刚说。他是个很瘦的孩子，但却给人种与这么大的男孩儿很不 相称的力量感。 有人评论说：“很没劲的，不会再打仗了，将军就是领着士兵走走队列而已。” “我想当医生。”个叫林莎的女孩儿细声细气地说，马上招来了嘲笑。 “得了，那次去乡下，你见了蚕宝宝都吓得叫唤，医生可是要拿刀子割人的！” “我妈妈是医生。”林莎说。不知是说明她不怕，还是说明她要当医生的原因。 班主任郑晨是名年轻的女教师，她直呆呆地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在想着什么心事， 这时回过神来。 “晓梦，你呢？你长大想干什么？”郑晨问旁边的个女孩儿。那女孩儿刚才也同郑晨 样，看着窗外想心事。她穿着朴素，眼睛大而有神，透出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和成熟。 “家里困难，我将来只能读职业中学了。”她轻轻叹了口气说。 “那华华呢？”郑晨又问个很帅的男孩儿。华华的双大眼睛总是不停地放出惊喜 的光芒，仿佛世界在他的眼中，每时每刻都是团刚刚爆发的五彩缤纷的焰火。 “未来太有意思了，我时还想不出来。不管干什么，我都要成为最棒的！”…
收到书以前，以为是本厚厚的理论书，但拿到手里才意外的发现，这是一本32开篇幅不长的作品，正如序言中说的：《跨》一书篇幅虽然不大，但立意深远，主题清晰，观点分明，饱含激情。这是一本新书，出版于今年8月份，油墨味还很浓，刚看到内容时角色这是一本帮政策打圆场的喉舌书，但细看下来，这本书还真讲出了一些东西。 全书分为财富的欲望，繁荣的基石，撕裂的美国，数字化财富鸿沟，市场神话的破灭，迈向共同富裕六个章节，全书由感而发，从财富鸿沟、先富阶层两个概念出发，逐渐回到本书要讨论的中国人的共同富裕。 行文从新冠疫情开始，作者指出，在疫情影响下，各国经济停摆，财富鸿沟加剧，多个政府因此采取宽松政策，恶化了社会财富分布不均，与贫富差距增大等问题。这些问题由资本而生，伴随着问题的激化，资本主义必将由此被历史淘汰，有关贫富分化的问题的讨论回到中国，先从历史角度看近代中国经济尝试分化、资本化却并未实现，真正的一部分人富起来从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开始，并逐渐形成社会问题。“社会各方对财富的性质伦理与责任问题的看法，差距也越来越大，很难形成社会共识”因此建设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第一章着重写财富问题，从历史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目标已经完成，市场的发展产生了财富伦理上的认知问题，企业家所积累的财富都是由他们自己制造的吗？换言之，财富的聚集主要因为资本家的个人素养与水平吗？企业家有义务行善吗？企业家如果不行善财富会自己重新分配吗？先富带动后富，这一对共同富裕的精炼总结无疑回答了这些问题，“先富群体对自己的财富的处置是个人的选择，他们有权任意挥霍自己的财富，而不必去考虑他人的看法，他人对公益事业的投入也是基于私人的道德选择，不做无可厚非，做了可以获得美名”，富人帮助穷人是社会的基本道德法则，但道德终究是道德，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市场的自我演化需要政府的干预，不只是完备的法规，市场经济无法孤立存在，它从属并依赖于社会、政治，这无疑是对自由主义市场学说的中国支持者所声称的类似企业在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本来就是慈善，应该由市场本身约束，而不是由政府约束，其观点的最有力反驳，之所以这些观点不正确，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环境鱼龙混杂，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市场很难自己维持自己的运行，这也是共同富裕应时代要求而生的原因。 第二章是对第一章的补充，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谓坎坷，来之不易的和平中，中国在夹缝中发展经济。作者随之提出“中国若想从落后的经济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不仅要对抗外部压力，还要对内整合资源”这一观点点明，社会的发展如果是扁平的，经济活动将会是没有生机的、缓慢的，中国不能离开市场经济，但还是要提防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三章撕裂的美国中，作者从美国入手，让人看到了，如果政府不对市场加以管控和如果政府对市场加以管控，一个国家将会是什么样的“由于财富分配日益不公，贫困与阶级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些处于美国底层的民众生活越来越艰难，愤怒与不满的情绪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美国的市场缺乏管理，社会财富单向流动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由此产生了阶层的固化，穷人的子女只能是穷人，这是一种阶级诅咒 ，在美国，原生家庭对子女未来的影响比在中国要大得多，中国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只有品性、习惯、教养，而中考、高考作为几乎公平的机制，在中国建立了一种比美国的SAT、ACT还要平等的人才选拔体系。回到经济问题，由于美国长期实行的自由主义市场政策的影响，资本不断向少数人的方向积累，政府控制不了企业，企业反过来制约政府，不同阶层之间因此产生对立情绪。为了缓解美国这些与生俱来的绝症，政府介入一次二次财富分配，对社会进行财富调整，从而人为制造了美国的黄金时代，这无疑是给中国正在搞的共同富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自己去摸索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提供给我们的。 资本生而吸血，资本持有者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更多的资本，而影响力要更小的民众，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本就不多的财富不断流向其他人，最终这些财富被掌握在了少数人手里，作者在这里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一种新时代特有的垄断：平台垄断，平台对用户的吸附性和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性，促使用户成为了平台的资本，平台并以此拉开了所谓数字财富鸿沟，依托数字技术的发展，新兴的科技巨头不是产品的生产者，也不是消费服务的提供者，而是利用技术优势构建起的独立平台系统的维护者，并由平台直接控制社会经济的一部分。软件公司搭上了时代发展的快车，资本开始由实业公司向网络技术公司转移。因为平台的技术差距，信息被集中化处理，并有目的的分配给每一个终端用户。网络与平台都是被设计出来的，平台被设计的初衷就是垄断，它整合出用户需要的，传递给用户需要的信息，给用户提供一种无可替代的体验与服务，正所谓“平台自己并不生产价值，却开辟了生产价值的新源泉，互联网平台可以无限扩大，而成本几乎为零”，可见互联网是赢家通吃的。就是这样的现象，拉大了数字财富鸿沟，加剧了贫富差距，作者指出，面对平台，国家本有的法律体系和监管部门较为低效，存在弱项与短板，可见整顿互联网是共同富裕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在点出大方向之前，作者从理论角度论述了市场为何需要监管以及市场乌托邦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家们所以为的，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约定俗成的市场，受到严重威胁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会激发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这一观点有局限性，市场乌托邦的出现就是依靠于国家的管理与强制力，否则市场会将一切资本化，不管市场乌托邦是否完全形成，被压迫和剥削的始终是人民，只有在财富再分配中，政府加以管制，才能惠及更多的市场组成部分。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避免进入市场经济的怪圈，陷身于各种问题的并发症？理论要作为一切的基础，就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经历市场经济带来的阵痛，但我们要明白道德责任与理想的意义，先让中国富起来、强起来，让资本在中国道德化，然后逐步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动词，它和共产一样是一个目标，打破阶级固化，减少财富鸿沟，干预是市场这些动作，都在为共同富裕这个大目标努力，正如作者所说的：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经济上的满足，应当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最终追求必然是精神上的—我们应当对共同富裕抱有必胜的信心。
驱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在于货币的流通，流通产生流向，流向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谈到经济结构，我们总是抽象化地把平民手握的财富整体化，认为平民的财富累积起来权重较大，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这种整体化让人更方便地理解社会思潮对经济的影响，穷人的想法是最好左右的。 说消费主义在中国是姗姗来迟的，是因为中国人民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富起来了。侵略最好的方法放眼长远是文化侵略，但要想短期受益，就要像成吉思汗一样直接掠夺。西方的金融家在富起来的这十年中持续向中国输入西方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就玩过的资本套路，股票，虚拟币，传销，网贷，当中国人的金钱意识已经成熟，懂得骗钱的骗局长什么样时，西方才祭出消费主义这种有问题的价值观。 中国的上几代人都是从贫穷中走来，在贫穷中去的，手握财富的这代年轻人亟需改变自己的处境，可见中国有最适合消费主义生长的土壤，那消费主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病入膏肓。生活中随处可见病态消费产生的现象，直播打赏，奢侈品，价格高的服饰化妆品，随着这些消费额占比越来越大，不禁让人感到疑惑？是谁把这么多钱花在生活的非必需品上？ 穷人，或者说恰好夹在有产者和贫民之间的中国青年们，他们一方面厌恶贫民简朴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追求、渴望让人感到享受的生活，而他们手里的财富又不足以让自己过的更舒坦一点，只能去支付相比自己收入较高的钱，去换取一种病态的享受，和更大的生活压力，以及还不完的贷款。中产阶级呢？如果他们选择把自己的钱花在追求更加轻奢的生活上，增加的是中国的消费力，其他有产者都是如此，他们会变相地把自己的钱重新投入社会，而不是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所以穷人的消费主义，才叫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的发展有何影响？首先受到波及的会是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的下降，比如追求外表的女性，花着不符合自己消费能力的钱，买自己不需要的或者可以降低成本的化妆品，奢侈品，让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更加依赖男性提供的消费资源，虽然这是一条从无产化有产的捷径，但在女性向男性出卖色相，换取财富时，女性已经被自己物化了。由此产生的影响，是更加畸形的婚姻观和恋爱观，女性的观念越发向财富靠拢，男性就越难负担起婚姻的成本，即使勉强负担得起，生育又成了问题，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教育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各种贵族式教育，价格高昂的辅导班让国家掏钱的义务教育显得无足轻重；随着社会福利体系越来越完善，抚养儿女的作用会逐渐消失。当性需求的问题被解决时，消费主义会导致两性社会隔离的和生育率的下降。 消费主义作用在年轻人身上的另一个效果是榨取所有年轻人的空余时间和空余劳动力，所谓防止年轻人“躺平”。更高的生活成本，迫使年轻人去赚钱。但从现象反观原因，消费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如此，一大原因就是年轻人的“躺平”，996、715、末尾淘汰制、军事化管理、KPI考核这些压榨手段，加上越来越难的求职，越来越高的房价和超前消费观，让年轻人的幸福感下降，马太效应产生的鸿沟，让年轻人渴望富人生活，奈何自己能力有限，只能用消费去获得享受，这种病态的循环有没有可能取代常规消费，来促使下一代组成的社会的经济运转，令人感到担忧。 消费主义不是自己产生的，是被人带来的，年轻人要学会理性消费，学会由奢入俭，学会存钱，才能培养正确的消费观，为了自己而活。 *
一、批评和抗议的区别 批评和抗议不同，批评是一种指正，抗议则是对对方带有意见。对于一个宗教信仰(即公共思想)所有的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包括颂赞和贬低)，并且可以互相交流探讨乃至就事论事互相批评指正，但抗议则已经干涉了他人信仰自由的表达权利，是带有意见和恨意的做法，已牵涉极端范围。 二、对他人贬低一个宗教信仰能否表达不满？ 当然不能。譬如在信仰里一个人若是颂赞耶稣他就从耶稣得益处，若是贬低耶稣他就从耶稣受亏损，在此无论他是颂赞还是贬低，其益处和亏损都是其个人的事，与他人何干？他人何来不满？对待耶稣道理如此，对待穆罕默德道理亦是如此。可见在此任何不满都是狭獈的表现。 三、关于伊斯兰教 对于一个宗教信仰，有人颂赞就有人贬低。简单的说吧，如果一个民众当街举牌说“黙罕穆德是骗子”，那么伊斯兰教信众是否会因此对其产生意见或恨意？抑或能采取象伏尔泰所说的客观态度：“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事实上以上两种不同的态度就能区分其宗教信仰的性质。 四、关于基督教 对于一个宗教信仰，有人颂赞就有人贬低。同样的说，如果一个民众当街举牌说“耶稣是骗子”，那么基督教信众是否会因此对其产生意见或恨意？抑或能采取象伏尔泰所说的客观态度：“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事实上以上两种不同的态度就能区分其宗教信仰的性质。 五、总结： 综合以上也就是说，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的信众，若有人贬低其信奉的宗教信仰，那么他们都可以和对方就着不同观点(包括颂赞和贬低)彼此交流探讨，亦可就着不同观点互相批评指正，但都无权因此对对方只因观点不同就产生意见或恨意（譬如抗议、骂言等），而是彼此尊重对方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出生率下降 根据本次人口普查，2020年中国有1200万婴儿出生，比2019年的1465万下降了18%。 这是中国出生人口自2016年出现短暂增长之后，连续第四年下降。2016年，中国结束了30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后，当年有1800万婴儿出生。 该数据将为调整人口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可能意味着中国会继续放宽计划生育限制。中国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一名中国女性一生平均只生育1.3个孩子，他承认这个水平较低。 一些人口学家警告，中国的新生儿数量可能在几年后下降到低于1000万的水平，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干预政策，中国的生育率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低水平。中国人口专家王丰形容，“还债的时间到了。” 低生育率及出生人口大幅下降意味着，中国可能很快面临人口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9年初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中国人口会在10年后到达最高峰水平，之后出现负增长。 中国政府智库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年底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7年达到14.17亿的峰值。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表示，中国人口在2025-2030年期间开始进入负增长“已毫无悬念”。 原新对《第一财经》说，“之所以预判中国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是因为低生育率现象持续稳定，出生人口继续缩减，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以及20-34岁生育高发育龄妇女将大幅减少。” 人口转为负增长是一个关键节点，标志着中国在很多方面将发生重大转变。 走向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持续萎缩。 而更少的劳动力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工资，这对于制造业来说，可能意味着出口放缓，阻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劳动力萎缩还将凸显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金能否维系现有水品等问题。 《纽约时报》援引研究公司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埃文斯-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据此分析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无法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人口 政策调整预期 人口一旦进入负增长，再调整政策就为时已晚。各路专家开始为中国的政策改革出谋划策。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认为，政府应该在支持生育的政策上做工作，以提高生育意愿，比如落实生育补贴、就业性别平等、家庭照料责任等。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加速到来，放开生育刻不容缓，至少先开放“三孩”政策，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让个人生得起、养得起。 任泽平建议，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等。 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甚至提议，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他认为，用于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越多，生育率越高。每增加GDP的1%用于家庭补贴，就会使生育率上升约0.1。 而按照2020年中国GDP总量约100万亿元计算，也就是每年要花10万亿元财政支出，以奖励多生1000万个小孩。梁建章还说，这种奖励可以是现金、所得税和社保减免，房价补贴等多种形式。 根据本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广东省常住人口达到1.26亿，占中国总人口的8.93%。自2007年以来，广东连续14年常住人口规模居中国首位。常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两部分。 与2010年相比，广东省人口增加了2170万，增幅20.81%，同样居中国首位。 这一增量相当于广东在10年间增加了一个一线城市的人口，或者平均每年增加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人口，还相当于人口增量排名第二到第四的浙江、江苏、山东三省的增量总和。 而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则人口减少最多，过去10年人口总量流失超过千万。…
第二版的《经济学通识》中，六篇经济散文被独立出一小节：反垄断的罪与罚，其从经济角度陈述了作者的观点，垄断是市场发展兼并的正常结果，反垄断不是不该反，而是政府不会反，也不能完全或正确界定什么是垄断，阻止企业所谓对市场的滥用，实际上是政府在滥用自己的市场管理权利。 行文从微软开始，作者指出：微软作为行业垄断企业，所赚取的利益都是它自己创造的，微软用市场约定俗成的巧妙的定价策略，扩大了自己的用户群体。然后作者的思路转回国内，给认为中国反垄断法的出台可以维护市场秩序，解决经济的问题的人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指出经济学没有给出对行业垄断的明确定义，政府又难以细化管理标准，从而合理使用管理权，这会使反垄断工作的难度无限增大，作者最后给出颇有老子思想的“不要管、不要问”的解决方案，让市场自我调节消化革新。现在来看垄断企业大可以分为两种：产品垄断、行业垄断与投资垄断，前者很难让人害怕起来，人民不怕微软，因为它赖以生存的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价格并不高，而且有实用性，还没有提价的空间，再加上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并不是非常健全，有很多人在免费用着微软的商品，而微软也不打算追究，所以这种垄断反而并不比洪水猛兽，软件产品的加价空间不大，没有了软件，人们的生活也并非持续不了，相比之下，如早已崩盘的德隆，如日中天的腾讯这样的投资公司更招人讨厌，对市场来讲也更加危险，腾讯通过投资控制了不同的行业，拿出资本即可买断市场的垄断资格，不管将不将其用作正途，都让人感到不安。 引用原文的一个观点，为什么惩罚反垄断这么难？因为垄断者往往在垄断行业产业时也激发了他们的潜力，整合了市场，使消费者的体验大大升级。消费者自己不愿意承担反垄断带来的结果，政府也不愿意。像这样一个需要发展不计成本的国家，政府放任企业损害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利用腾讯这样的投资公司来孵化新的企业，要强行拆分腾讯，政府随时可以这么做，但承担相应结果的就是腾讯的股民，腾讯的产品用户以及腾讯投资了的企业。 由此可见，薛兆丰的文章中提出的放养方式放到现在好像行不通了，腾讯的资产既不是操作系统的知识产权，也不是卖什么软件得来的合法收益更不是生产的每一件实体商品，而是每一个用户所组成的潜在资本，和腾讯控股的每一家公司。它跳出市场直接用免费与整合来捆绑住用户，这令人感到担忧。 薛兆丰有关垄断的看法，似乎并没有把腾讯这样的企业算在考虑范围内，蒙牛、福耀、华为的垄断不用去管它，需要管的是腾讯的真正意义上的垄断，面对这种资本，国家不应继续放任，试图给他刮骨疗毒，整顿它身上出现的小问题，而是给它五马分尸，整体换血，重组资本，使资本在国家的管理下运行，回报社会，做更多有益的事。
英特尔今天公开了其消费型独显系列的品牌名称，以及未来数个世代的产品开发代号，为独显的推出进行预热。品牌名为「Arc」，其下将涵盖硬件、软件与服务，大约与「GeForce」或「Radeon」等义。Arc 的第一代硬件产品将先以 Xe-HPG 架构为基础，代号为「Alchemist」（炼金术师），也就是之前所称的 DG2。在 Alchemist 之后，未来还将推出 Battlemage（战斗法师）、Celestial（神人）及 Druid（德鲁依）等产品，除了照 ABCD 排列之外，很明显的英特尔这是在由 RPG 游戏中寻找的开发代号灵感。 可惜的是，除了知道 Alchemist 将有硬件光追、AI 驱动的超采样能力、以及 DirectX 12 Ultimate 的完整支持外，对于其规格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也很难知道第一代的英特尔产品准备与 NVIDIA、AMD 等厂商，在哪个市场区隔进行竞争。无论如何，Alchemist 预计明年第一季登场，同时来到桌机和笔記本平台上，因此大概不用多久就会听到更多关于它的消息了。 目前英特尔唯一推出的一张独显名为「DG1」，是将笔记本内显移植到桌机的产品，主要以 OEM 市场为主，因此也不能做为 Alchemist 性能的参考。但显然英特尔对于进入独显领域是志在必得，就看产品能否为我们带来惊喜了。…
2009年版的奈比斯特所著的《中国大趋势》，作者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向西方讲述了属于现代中国的故事，这本书作为大趋势的以中国社会为原本的续作讨论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在改革开放后革新巨大的社会组成部分忠于作者的序言中所说的，我们要找的是一种中国的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看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 全书行文从支柱开始，主要叙述了思想的解放纵向民主体制，中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际化文化与科技发展。作者把解放思想放在全书的最前面，因为中国之所以之前闭塞而难以发展，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同国际沟通交流，固守自己的制度与成规，而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全面解放打了头阵，当从经济开始富起来，与其他国家沟通起来，随之带来的便是思想和文化的解放，解放需要时间，需要成本，需要政府与人民承受改革开放带来的阵痛，但这种痛并不是由部分人民承担，而是由所有中国人一起承担，政府在其中寻找痛点，企业在其中摸索出生存的道路，进行自我革新，同一家健康发展的企业一样，中国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运营方式，它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不断尝试新的商业与管理模式，而且它还摆脱了中国人的桎梏-精神的枷锁。 作者称，中国的管理体制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竖向管理，这两种力量的平衡恰好达到了权力与权力之间的最稳定状态：规矩与和谐并存，在中国，民主并不被定义为人民有权利选出自己的领导，或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中，人民同时担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而是下层人民向自己的上层领导提出问题，领导向上级提出解决自己不了的问题，一层一层的向上传递问题，最后中央来解决，由人民提出的或因人民而生的关系国本的重大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行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放在当年来看，这话似乎是正确的，受限于当时政府的行政能力，连这样基本的中国式民主都无法完全实行，但现在政府的执行力强了，反而迎来了一位独裁专断的领导人，归根结底还是中国政体的问题，一个人的权利容易集中，高层闭塞，不开放选举也不给人民罢免权，故中国社会需要民主选举这样一个最后的保险，相比西方，竖向民主更适于现代政府，也更适于中国，所以现在中国政府的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之后是民主与解放两颗种子种出的大树-经济，30年前的中国就像是一片大森林，所有的树木都是一样的，不允许标新立异，改革开放后，中国这片森林就变成了允许树木自由生长的乐土，政治的解放带来经济政策的放宽，政策一旦开始放宽，人的私欲就开始接管市场。个人目标都以一个大目标为前提，消除贫困落后，市场和财富的改革再分配，同时重塑人民的价值观，科学知识，因为这两个概念能赚钱。经济政策的大举措-特区的开放，外资引进的同时，也把国外先进的管理概念引入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带来思想和文化的解放，作者在这里指出，在一个更加重视集体而非个人的社会中，整体的和谐更为重要，政府应了解应该给人民多大的权利，自己应该保有哪些权利，在尽可能开放思想开放市场的同时，管理市场秩序，反观现在10年前的政府，尚知德隆这样的垄断公司危害社会，现在在一步步的收紧舆论管控，知识理论束缚于道德的情况下，资本的发展竟不受国家的控制，市场管理部门就像僵死的老人，对资本的控制的动作极为缓慢，市场嗅觉也不是很灵敏，直到资本要动国家的蛋糕或动摇国本时，才采取一些行为，这不免让人担忧。 作者同时提到中国人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走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只能自己积攒经验，随着路走得越来越远，经验一步步积累，中国国内的经商环境越来越好，外部世界也开始逐渐留意中国的经济潜力与机遇。 这本书还讨论了其他问题：技术、文化、国际化，可以看出中国的路不是走了多少，而是刚开始走自己的路，作者说，中国有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至于如何实现，中国人和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
1951年，第一套中小学用教材出版，从而引出了贯穿中国现代教育的一种论调：读书方能成才。历经十年浩劫，1977年高考恢复，学生又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九十年代末，受经济政策影响，我国开始尝试教育产业化。每一次教改，都有负责的人打头阵，负责的人收尾，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也在逐步推动我国教育行业的进步。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能否及时地改革教育，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国本是否牢靠，其不限于教育的内容，形式和其他方面的配合也非常重要。 国家每一个动作都是有章可循的，但限于体制的运作速度，新政策出台和地方采用政策的速度，时效性和对已经存在的政策针对的对象的影响往往相反。今年六月份，国家公布了整顿课外教育培训的新政策，家长和课外教育任教的老师之间因供需产生的教育产业链因此断链，新东方股价因此下跌90%。之前的三公分班政策也无疑打击了相关人员的收入，类似这样的政策并未起实效，特权仍然能左右教育的公平，那么，教改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青少年的命运，由谁来负责？ 问题出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上，这种教育环境导致国家的政策要么是用力过头，没有考虑下一步发展，要么是给上一种政策打补丁。打击课外教育就是一个例子，在推出政策以前，国家需要的是高知识水平的人才，当读书才是出路的思想固化，人人把读书中考高考当做教育的代表时，本来国家所需的就已经过剩了，建设国家需要的不只是知识分子，还需要低成本、高效率的人口资源，当农村的贫困学生第一次出村是为了考试而不是找工作，教育就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形式，考试、学习和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成为了教育本身的目的，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开阔了眼界，同时家里人打工赚钱供着这样的人上大学，让本来需要忍受黑暗的人看到了光明，浪费的是家长的钱，多出来一个开阔了眼界的大学生。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出身决定得了未来的发展和起跑线，为什么要让起跑线已经落下别人很远的人去奋力追赶？浪费的是谁的时间？年轻人的时间。国家很明显看到了这点，打击课外教育，结合之前的减负、鼓励职业教育、增加在校学生体育运动时长、鼓励大中小学开设类实践活动等政策，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方向大调整的一部分，代表教育的重心从知识转变为技能，也就是国家在通过减少普通知识占比来培养工人，也就是廉价劳动力、人口资源。这就是对一个用力过头的政策打的补丁。 那么，这样用力过头的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催生了课外辅导、改变了社会基本的家庭结构，在教育的部分中拉高了家长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病态畸形的状态，家长的管理逐步让学生失去自控力和自我学习的能力，家长的需求让一部分水平不够的教育者接管了本来应该由义务教育负责的部分，这其中义务教育没有责任吗？又不得不引入上面说过的国家体系运行慢产生的一个并发症，政策在不同部分的执行也是不同的，减负到了教育基层，迫于上述环境压力，教材逐步简化，而教育内容，或者说需要教给学生的内容在增加，可以说义务教育在整个体系中处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这就导致了家长需要课外班，学校老师也需要课外班来分担教育任务。教育的目的在中国从知识传递变成了筛选人口，现在又变质成了家长、学校、课外辅导三方对学生施加压力的一种形式，这让人感到担忧。 下一代青少年的命运，谁来负责？陈旧的思想和投机者应该承担责任，承担一系列新政策带来的阵痛。在新的时代自我革新思想要明确教育的目的，规范教育的方式，这些不应该在学生家长的思想已经被转化为读书是唯一出路之后进行，教育关乎国本，只有有序地推进。在该做好自己工作的时候没有做好，没有管理好，就是国家的问题，国家的无能，让现在教育环境的形成成了一场灾难。
A report by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Democracy Index 2020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www.eiu.com The world leader in global business intelligence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The EIU)…
方舟子-方是民 （一）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四日致ＷＹ 在家休息一个多月，不得不又来容忍合肥的炎热，因为要参加ＧＲＥ考试。 这次科大报考ＧＲＥ的人数是创纪录的。为了能领到表，大家挤着，嚷着， 抢着，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徒。就象一群遭遇海难的旅客，完全失去了自救和救 援的希望，都拼命往小小的救生艇上挤。 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我知道同样是人类社会，美国也未必就比中国好 多少。但是我现在所能作的——或者说是赖以生存下去的支柱——也只能是如此。 就象《野草》中的过客，虽然明知前方只有坟，也只能不带任何希望地向它走去。 明年不成就再等一年、两年，总之非去看个明白不可。如果命中注定了我只能留 在中国，那么我就找个小地方，安安静静、浑浑噩噩地活下去，把所有的才华和 棱角都埋葬掉。这样的生活未必就不好，虽然对我来说这很难办到。 在家又翻了翻鲁迅的著作。经过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也就更感到鲁迅 伟大得可怕，就象一位先知。而到社会的基层了解民众对这次运动的见解，又提 供了许多悲哀的例证。对民族的根源和国民的德性了解得越透彻就越觉得悲凉无 比。是的，我已经没有了普渡众生的豪情壮志了（那十八岁少年的骄傲哪里去了 呢？），只能先解脱了自己。我很敏感，也许预感也颇好，就象一只小老鼠，预 见到地震将临，自己的家园将毁于一旦，却除了逃走之外别无他法。 回家前写了封信，不知收到没有。这是传几条夸大的消息都会入狱十年的时 候，倘那封信你没收到，我大概只能在监狱中了却余生了（你瞧，我变得多么胆 小）。科大抓走了两个，管制了四十八个，很幸运都轮不到我（恐怕要把科大人 全抓光才能挖到我这个暗藏的分子）。下学期减少招生百分之二十五，只要不是 减少百分之百，想要阻止现代思想的传递就只是一厢情愿。他们所能作的，不过 是洗脑和把新生隔离开而已。 （二）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致ＷＹ 这几天被迫参加洗脑，之后还要抓紧时间学英语，没有别的心思干别的事情。 今天是中秋，趁机轻松一下，第一个想到的是该给你回信了。 现在下着雨，见不到月亮。即使是晴天，我也未必会装模作样地去赏月。我 是近视的，月亮于我只是模糊的一团。戴上眼镜吧，我又怀疑见到的不是它真实 的模样。毕竟，美丽的儿时月亮是再也见不到了。…
余光中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七十年间，中文的变化极大。一方面，优秀的作家与学者笔下的白话文愈写愈成熟，无论表情达意或是分析事理，都能运用自如。另一方面，地道的中文，包括文言文与民间文学的白话文，和我们的关系日渐生疏，而英文的影响，无论来自直接的学习或是间接的潜移默化，则日渐显著，因此一般人笔下的白话文，西化的病态日渐严重。一般人从大众传媒学到的，不仅是流行的观念，还有那些观念赖以包装的种种说法；有时，那些说法连高明之士也抗拒不了。今日的中文虽因地区不同而互见差异，但共同的趋势都是繁琐与生硬，例如中文本来是说「因此」，现在不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现在不少人却爱说「有很多问题存在」。对于这种化简为繁、以拙代巧的趋势，有心人如果不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中文势必越变越差，而地道中文原有的那种美德，那种简洁而又灵活的语文生态，也必将面目全非。 中文也有生态吗？当然有。措词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态。能顺着这样的生态，就能长保中文的健康。要是处处违拗这样的生态，久而久之，中文就会污染而淤塞，危机日渐迫近。 目前中文的一大危机，是西化。我自己出身外文系，三十多岁时有志于中文创新的试验，自问并非语文的保守派。大凡有志于中文创作的人，都不会认为善用四字成语就是创作的能事。反之，写文章而处处仰赖成语，等于只会用古人的脑来想，只会用古人的嘴来说，绝非豪杰之士。但是，再反过来说，写文章而不会使用成语，问题就更大了。写一篇完全不带成语的文章，不见得不可能，但是很不容易；这样的文章要写得好，就更难能可贵。目前的情形是，许多人写中文，已经不会用成语，至少会用的成语有限，显得捉襟见肘。一般香港学生目前只会说「总的来说」，却似乎忘了「总而言之」。同样地，大概也不会说「一言难尽」，只会说「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成语历千百年而犹存，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千锤百炼」，字义对称，平仄协调，如果一定要说成「千炼百锤」，当然也可以，不过听来不顺，不像「千锤百炼」那样含有美学。同样，「朝秦暮楚」、「齐大非偶」、「乐不思蜀」等语之中，都含有中国的历史。成语的衰退正显示文言的淡忘，文化意识的萎缩。 英文没有学好，中文却学坏了，或者可说，带坏了。中文西化，不一定就是毛病。缓慢而适度的西化甚至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高妙的西化更可以截长补短。但是太快太强的西化，破坏了中文的自然生态，就成了恶性西化。这种危机，有心人都应该及时警觉而且努力抵制。在欧洲的语文里面，文法比较单纯的英文恐怕是最近于中文的了。尽管如此，英文与中文仍有许多基本的差异，无法十分融洽。这一点，凡有中英文互译经验的人，想必都能同意。其实，研究翻译就等于研究比较语言学。以下拟就中英文之间的差异，略略分析中文西化之病。 比起中文来，英文不但富于抽象名词，也喜欢用抽象名词。英文可以说「他的收入的减少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中文这么说，就太西化了。英文用抽象名词「减少」做主词，十分自然。中文的说法是以具体名词，尤其是人，做主词：「他因为收入减少而改变生活方式」，或者「他收入减少，乃改变生活方式」。 中文常用一件事情（一个短句）做主词，英文则常用一个名词（或名词词组）。「横贯公路再度坍方，是今日的头条新闻」，是中文的说法。「横贯公路的再度坍方，是今日的头条新闻」，就是英文语法的流露了。同理，「选购书籍，只好委托你了」是中文语法。「书籍的选购，只好委托你了」却是略带西化。「推行国语，要靠大家努力」是自然的说法。「推行的国语，要靠大家的努力」却嫌冗赘。这种情形也可见于受词。例如「他们杯葛这种风俗的继续」，便是一句可怕的话。无论如何，「杯葛继续」总嫌生硬。如果改成「他们反对保存这种风俗」，就自然多了。 英文好用抽象名词，其结果是软化了动词，也可以说是架空了动词。科学、社会科学与公文的用语，大举侵入了日常生活，逼得许多明确而有力动词渐渐变质，成为面无表情的词组。下面是几个常见的例子： apply pressure: press give authorization: permit send a communication: write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act 在前例之中，简洁的单音节动词都变成了含有抽象名词的片词，表面上看来，显得比较堂皇而高级。例如 press 变成了 apply pressure，动作便一分为二，一半驯化为静止的抽象名词 pressure，一半淡化为广泛而笼统的动词 apply。巴仁（Jacques…
一、案例资料 德隆是资本市场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从最初收购多家上市公司、整合产业、控制金融、在证券市场上呼风唤雨的辉煌，到后来三驾马车陷落、股价大跌、德隆大厦轰然倒下的悲壮，德隆总是让人印象深刻。 德隆靠彩扩业务掘得第一桶金，这家由新疆走出来的企业，先后控股了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天山股份、ST中燕、深发展等6家上市公司，参股华冠科技、重庆实业、光明家具、福田汽车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和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北方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东方人寿保险等金融机构，甚至深圳明思克航母世界、北京JJ迪斯科广场、北京喜洋洋文化公司等也是德隆的下属企业。 这些上市公司及其他与新疆德隆有关的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被称作”德隆系”。德隆系构建了庞大的产业帝国和金融帝国。德隆的产业横跨”红色产业”（番茄酱）、”白色产业”（棉花及乳业）、”灰色产业”（水泥）和”黑色产业”（汽车制造和机电业），资产以百亿元计，足迹遍布新疆、上海、北京、深圳等各大城市。”德隆”似乎成了无所不能的代名词。 然而，2004年3月开始，由于系内资金链断裂，再加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使得银根缩紧，由德隆控股和参股的多家上市公司股票连续跌停，滑落到停牌的边缘。德隆系股票二级市场市值在2004年3月初到4月中旬的一个多月时间损失近100亿元。2004年8月8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德隆，负责有关德隆债权债务的一应事务，并着手对德隆进行重组。 有人说德隆的倒下是一种经济模式的终结，有人说这是民营企业的悲哀，也有人说这是股市远离风险的回归。但是无论怎么说，德隆的兴衰都应该留给人更多的思考。 （一）起步 德隆的起步如同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走过一段不平坦的道路。 1986年，7名青年大学生抱着创业的冲动和实业报国的热情，用仅有的400元钱在乌鲁木齐创办了一家名为”朋友”的公司。当时新疆的彩色摄影冲印业务还是一个空白，朋友公司认定了这个项目，频繁地把从新疆客户手中收上来的胶卷拿到广东冲印成照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业务一年净赚了100万元，成为这几个年轻人为后来建功立业攫取的第一桶金。后来，用这些资金作为启动资金，朋友公司又先后经营过服装批发、小挂面厂、小化肥厂等多种业务，1988年又承包新疆科委下属的新产品技术开发部，从事电脑软件开发等业务。但是，这些业务相继失败，不但没有继续为朋友公司带来利润，反而把原来靠彩扩业务挣来的100万元赔得一干二净，并且负债累累。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朋友公司开始代理电脑销售业务，将公司正式更名为新疆德隆公司（于1992年注册成立新疆德隆实业公司），并进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开发业，此时最令德隆荣耀的是，仅旗下的北京JJ迪斯科广场每年盈利就超过3000万元。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这标志着中国股市的正式建立。初期的中国股市，充满了风险也充满了机会，就在很多人还不知道股票为何物时，新疆德隆开始涉足股市，通过一级市场过足了赚钱的瘾，为以后德隆在资本市场上的一系列鸿篇巨制奠定了资金基础。 （二）产业整合 产业的扩张、整合、发展是德隆初期的发展目标。”用资本去提升传统产业价值”是德隆的产业整合策略。 1、德隆模式 所谓的德隆模式，即”以产融结合进行产业整合”，其核心思想是：以资本运作为纽带，通过企业购并，整合传统产业，为传统产业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传统产业市场与销售通道，积极寻求战略合作，提高中国传统产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份额，最终达到超常规发展的目的。 德隆的发展模式，被人们称为德隆模式，这也是不少人想仿效的模式。事实上，德隆模式就是用金融杠杆来以小搏大。具体来说，就是首先通过股份收购掌握一家上市的壳公司，改变其股权结构，然后装入优质资产，大幅抬高股价；接着通过公开市场融资或者通过大大升值了的股票质押贷款的方法获得大量现金；最后用这些现金收购和控制更多上市公司，依次往复。每循环一次，控制的资金就可以成倍放大。几个循环下来，便能达到以一搏十甚至以一搏百的效果。这其中成功的典范，当数德隆旗下的老三股：”新疆屯河”、”合金投资”和”湘火炬”。也正是以这三家上市公司为平台，德隆才得以展开纷繁复杂的资本运作，以100万元起家，短短十来年中，打造出一个净资产几十亿元、直接控制资产400亿元、间接控制资产1200多亿元的庞大产业帝国。 2、整合新疆屯河 德隆擅长产业整合，通过整合一个企业实现整合一个产业的目标。这种整合的实践是从新疆屯河开始的。 从1999年开始，德隆通过新疆屯河进行了三次产业整合，在水泥产业和番茄酱产业中均获得成功。 新疆屯河的前身是成立于1983年的集体企业–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屯河水泥厂，1993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6月在上交所上市，股票代码600737，是新疆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当年lo月23日，新疆德隆受让部分集体股，以第四大股东的身份进入屯河。 当时，距屯河相距不到50公里处还有另外一家新疆最大的水泥厂——天山水泥，两个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惨烈。 而在此之前的1996年2月，新疆德隆与新疆屯河等11家机构和公司就共同注册成立了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其中新疆德隆和新疆屯河分别占15.9％股份。 这样，新疆德隆直接和间接持有新疆金融租赁31.8％的股份，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股东。之后，德隆便利用其作为大股东的影响力，开始了对新疆屯河的产业转型工作。 2000年10月16日，由新疆金融租赁和天山股份共同出资组建新疆屯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屯河水泥），其中天山股份出资l7850万元占51％的股份，为绝对控股股东，新疆金融租赁则以新疆屯河100万吨水泥生产能力作为实物投资，占49％，这样初步完成了占新疆60％生产能力的水泥市场的整合。之后，2003年1月，新疆屯河将旗下5家水泥厂的全部资产转让给了由天山股份控股的屯河水泥。由此，天山股份整合了几乎整个新疆的水泥生产能力，并迅速走出新疆，进入国内发达地区，成为中国最大的水泥企业之一。 2003年7月30日，新疆屯河又从天山股份的原第一大股东天山建材受让天山股份29.42％的股权，成为天山股份的第一大股东。至此，新疆屯河与天山股份两家上市公司的重组，经过了近三年的反复，终于尘埃落定。对于德隆来说，这个重组实现了”三赢”：天山股份巩固了水泥产业的领军地位、新疆屯河得以专心搞农业产业化、德隆本身则将这两家上市公司一举纳入囊中。这同时意味着德隆历时三年的水泥市场整合工作迈出了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步。 脱去灰色水泥外壳的新疆屯河，在2000年第一次向天山股份转让大部分水泥资产之后，就开始把主业转向了以番茄、胡萝卜、红花、枸杞等当地特色果树资源加工为核心的”红色产业”，并且形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番茄酱生产能力。为了打人并占领国际市场，新疆屯河收购了一家有20多年番茄酱生产历史的外国销售公司，并与美国亨氏集团进行合作；在国内，新疆屯河收购了在果汁饮料市场上赫赫有名的汇源集团51％的股权。 3、整合湘火炬 湘火炬的前身是始建于1961年的国有企业–湖南株洲火花塞厂，1993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2月20日在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码000549，是湖南省的首批上市公司。1997年11月26日，新疆德隆受让株洲市国资局持有的湘火炬25.7％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也由此迈开了整合湘火炬的步伐。在为湘火炬注入7000万元资金的同时，德隆也为其注入了发展”大汽配”的理念。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该公司通过收购美国MAT（包括其在美国的两家公司和在中国的9家合资公司）的75％股权，收购中外合资企业上海和达75％的股权等行动，不仅使公司业务迅速拓展到刹车系统、点火系统、内饰系统、车灯、车镜等”大汽配”的各个方面，80％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取得了美国汽车零部件进口市场的15％份额，而且使公司各主要业绩指标分别增长了几倍到20多倍。湘火炬迅速由一个只有火花塞等少数几种产品的工厂，成为一个生产系列汽车零配件及其他机电产品、在业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企业，其汽车零部件出口额排名国内第一。 4、整合合金股份 合金股份的前身是中国最大的镍合金材料生产企业——成立于1956年的沈阳合金厂，1990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1月12日在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码000633。1997年7月17日，新疆德隆入主合金股份，持有合金股份49.69％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世界注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到现在整整进行了25年。 在这25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毛泽东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 “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 粉碎“四人帮”，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帮”给中国历史带来突破性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1977 年2月，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度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这表明，华国锋坚持第一种选择。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贫困和专制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国锋被迫下台。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李鑫、郭玉峰等“凡是派”也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50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 50 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50 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陈云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50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90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l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段谈话一直到13年以后的1992年才公布。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 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转轨后的苏(联)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 “四人帮”己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学潮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估计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与自由民主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专制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的维护者)则会与自由民主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以陈云为代表的第二种选择。 陈云是一位老革命家，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9月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时，他已是政治局委员。1935 年，在长征路上他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1937 年11月同王明、康生等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时代就负责组织工作，因而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的基础。建国之初，中央领导人排名为：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的地位还在邓小平之上。建国后，每当经济出现挫折时，就让陈云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有“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说。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时，他和周恩来同时被批。拥护周恩来的人大都也拥护陈云。在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在干部组织系统和高层干部中，陈云可以说是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由于他的深思、稳重、严谨、外柔内刚，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参与政治斗争，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一位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敢作敢为，决策果断，号称“钢铁公司”，“四人帮”以后，是党内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执掌军队，控制全局。由于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经历，其地位不可动摇。 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
季斯拉夫•苏尔科夫 2014年注定会因为很多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事件而被历史所铭记。然而，当年最重要的事件，我们直至今日才逐步意识到。这便是俄罗斯的西行之路已经终结。我们停止了意在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与欧洲“优渥家庭”攀亲的多次且无果的尝试。 自2014年起，历史步入新的、长短未卜的“2014+”时代，我们将迎来百年(200年？300年？）的地缘政治孤独。 17世纪，伪德米特里随兴地开启了西方化，而后被彼得大帝坚决贯彻。400年来，我们几乎试遍所有方案。为了变成荷兰、法国、美国或葡萄牙，我们什么都做过。我们是多么不遗余力地试图挤进西方阵营。那里传来的理念、那里的风云激荡，我国精英都过于热切地加以响应。 在欧洲的大型战事中，俄军舍生忘死，得胜回朝。从历史来看，在各大洲中，欧洲其实可被视为最黩武、最嗜血的。伟大的胜利、伟大的牺牲为俄罗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土地而非朋友。为捍卫欧洲价值观即君主政体，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提议俄奥普三国缔结神圣同盟。在需要镇压匈牙利起义、维护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俄忠实履行了同盟义务。而当俄罗斯陷入困境时，奥地利不但未伸出援手，还与它为敌。 而后，旧有的欧洲价值观被与之截然相反的新理念所取代。在巴黎和柏林，马克思成为时髦。俄罗斯人害怕落后于西方，而西方在那个时候对社会主义爱得发狂。他们害怕欧洲和美国工人领导的全球革命，会绕过俄罗斯这个“穷乡僻壤”。 当阶级斗争的浪潮偃旗息鼓，经过异常艰辛的劳动所建立起来的苏联却发现，全球革命并未成为现实，西方已完全不属于工人农民，正好相反，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 上世纪末，俄罗斯对充当“特殊”国家感到厌倦，再次请求西方接纳。某些人把疆域面积很当一回事：欧洲装不下我们，因为我们太大了，大得可怕。这意味着应当减小体量、人口、经济、军队、雄心，届时欧洲一定会把我们视为自己人。我们的人口、工业、军事实力皆已腰斩。然而，即便俄罗斯变得如此卑微、如此逆来顺受，它仍然没能迈入西方的门槛。最后，我们决定停止变弱、停止顺从，而且大声宣告权利。所以，2014年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俄罗斯与欧洲的文化模式相似，但它们柔软的内核不一致，内部勾连的脉络也不同。所以，它们无法成为统一的体系。如今，当这一旧有的怀疑变成显见的事实，人们开始提议，我们何不朝另一方向，即亚洲、东方急转？不需要。 原因如下：因为俄罗斯已经朝东转过了。最初的莫斯科公国便是在与亚洲汗国的相当复杂的军事政治共谋下建立起来的，有些人称之为桎梏，另一些人则誉之为联盟。无论是桎梏也罢，联盟也好，自愿的或是强迫的，但向东发展的道路我们曾经选择过、尝试过。 莫斯科公国亚洲属性的顶峰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卡西莫夫汗谢苗•别克布拉托维奇，被伊凡雷帝册封为“全罗斯大公”。历史学家习惯认为，伊凡雷帝之所以戴上游牧风格的莫诺马赫王冠，是因为他生性喜欢开玩笑。但现实要深刻得多。在他之后，宫中形成了实力不可小觑的集团，欲将别克布拉托维奇送上真正的王位宝座。所以，沙皇戈杜诺夫不得不要求贵族们向自己效忠宣誓，承诺不希望看到别克布拉托维奇及其子孙上位。这即是说，俄罗斯距离落到受洗后加入东正教的成吉思汗后裔之手、走上东方发展道路仅一步之遥。 然而，无论是别克布拉托维奇还是鞑靼贵族戈杜诺夫的后人，都没有前途。波兰及哥萨克人开始入侵，从西方给俄罗斯送来了新沙皇。先是伪德米特里，还有后来的波兰王子弗拉季斯拉夫，他们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极具象征意义。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所谓的“混乱时期”，不只是权力的更迭，而是文明危机。俄罗斯从亚洲脱离，朝欧洲靠拢。 所以，俄曾经有四个世纪向东行，四个世纪朝西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生根。两条道路都已走过。如今需要探索第三条道路、第三种文明、第三个世界、第三个罗马…… 不过，我们未必是第三种文明。我们更像是二元化的文明，既包含东方，也有西方元素在内。亚洲的和欧洲的成兼具，所以才既非亚洲，也不是欧洲文明。 我们的文化及地缘政治归属类似于异族联姻家庭中出生者所迷失的个体认同感。他跟所有人都有亲缘关系，却不被视为亲人。 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方混血国。它国徽中的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价值观东西杂糅、领土地跨亚欧，曾是两极世界中的一极。就像所有的混血儿一样，它拥有超凡的能力、极具才华、美丽、孤独。 我们未来的孤独将会是怎样？是孤家寡人、与世隔绝？或者是作为优秀民族，成为国际领袖的那种幸运的高处不胜寒、其他民族和国家都主动让路？这取决于我们自己。 孤独并不意味着完全与世隔绝。不受限制的开放同样不可能。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重蹈昔日覆辙。未来自会有它的新错误，不要再犯老毛病。 俄罗斯无疑会发展贸易，吸引投资，交换知识，进行战争，参与合作，加入组织，展开竞争与协作，引起恐惧、仇恨、好奇、欣赏、赞叹。只是不要被虚假目标所误导，不要妄自菲薄。 未来会很艰难，但我时常想起—句经典的俄罗斯歌词：“周围都是荆棘、荆棘、荆棘……怎么星星已然升起？！” 未来也将很有意思。星星会升起。
1.如果你凛然一觉，念头尚未消失，就说明你断念还不够火候。 解析：如果你曾为戒色文章遍寻天下，各种日课一日不落，各种注意事项早已烂熟于心，至今却仍未戒色成功，还在破戒怪圈里不断徘徊，那么十有八九就是你断念还不过关。很多戒友就是如此，他们对戒色文章涉猎极广，各种情况都早已总结在日记里了，最后却还是战败，沦为了戒油子，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断念水平还不过关。断念是戒色绕不开的话题，戒油子们却妄想通过提高觉悟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最终的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但经过这么久的沉淀，他们的断念水平也差不到哪去，往往是中规中矩的，偶尔实战还有几次亮眼的表现，但如果遇到大考，表面上似乎闲庭信步，与心魔打地有来有回，内心里却是不断挣扎。而心魔又对各种让我们破戒的奇技淫巧信手拈来，它看你没法一击必杀，便开始准备就地扎营，盖房种田，打算跟戒油子们来一场拉锯战。而戒油子们或许在短期的交战里还算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当心魔跟他们玩消耗时便会手足无措了，往往是抵抗一两天，油子精英们可能更长点，一周吧，他们认为心魔的攻势迟早会下去的，只要硬挺，最后便可以保住性命了，可结果往往不随人愿，他们发现这似乎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心魔似乎越杀越多，而且自己的内心也越来越焦躁不安，最后在一次次粉红色的枪林弹雨中走位失误，被一颗自己没察觉到的子弹带走了肾精（往往引起他们破戒的不是直接的YY，而是被一种微如秋毫的念头给劫持了，这个念头的出现甚至过程他们都没有察觉到，只是以为自己在践行自己的思想，而恰恰这时他们的行为是不受思想控制的，也不是受心魔驱使，而是受欲望支配后的本能反应）。他们压根没注意到，心魔之所以能够如此长时间闹腾，原因就是他们的断念还不够快，甚至还残存贪恋（这会让心魔得以在一次又一次进攻时不断成长，真正的断念应该是像盖帽一样干脆利落，你一个迟疑，对方的球就已经飞过了你的头顶了，这个要好好体会）。其实他们也明白贪恋是要不得的，可每次念头一上来，他们最先想到的便是偷偷爽一下，然后才反应过来补上一刀，可是往往这时候心魔已经看到了你的破绽，你的贪恋为他们提供了几天的食粮，他们这一慢，可就导致了之后几天的鏖战。其实要解决这种情况也是易如反掌，那就是重视断念，看每一篇戒色文章都要有意识地重视断念的部分，这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啊，然后多加练习，平时就可以拿负面念头来练手，如果你连负面念头都对抗不了，就别谈更加强大的心魔了，再者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贪恋，一定要争取在贪恋起来之前就灭掉念头，否则，等它出来后，等待你的就是苦战了。 2.不要被心魔偷偷上了高地。 解析：这一点其实就是上面所说的“往往引起他们破戒的不是直接的YY，而是被一种微如秋毫的念头给劫持了，这个念头的出现甚至过程他们都没有察觉到，只是以为自己在践行自己的思想，而恰恰这时他们的行为是不受思想控制的，也不是受心魔驱使，而是受欲望支配后的本能反应”，心魔会在拉锯战中通过不断进攻你来瓦解你的防守，一旦立场略微有些动摇，他们便会从这个漏洞悄悄“溜”进去，然后偷偷取代你的地位，通常的表现便是心魔在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不断的侵扰让你感觉到抵抗是痛苦的，而SY是舒服的，然后这时候再将一种极其细微却又阴狠毒辣的念头注入到你的大脑中，之所以说它极其细微，是因为你在抗争中很可能没办法发现这种念头（主要原因还是觉察力不够强），然后让它在最舒适的环境（立场动摇）中以最得心应手的方式输出自己的观念，“抵抗如此痛苦，还不如破戒”、“去找找H吧，找不到就不看了”等等类似念头，而这种念头往往不是通过直接劝诱，而是通过一种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它不需要让你的思维去承认它，这太容易被你断掉了，所以它会直接引导你的身体去打破自己的一条条底线，然后破戒，这也就是先贤所说的：“一念稍疏，陷溺难返。”但要解决的方式也很简单，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加强自己的觉察力，勤练断念，功夫到了自然可以看破一切潜藏在暗处的邪念。3.有人200天看黄破戒，有人400天情绪破戒，你打算什么时候破戒？ 有人一年战战兢兢，有人五年如履薄冰，你又打算怎么做？ 解析：这点主要是用作思维对治，许多戒油子就是因为每戒一定时间便开始松懈，当然他们的松懈一般也不是一下子就全放掉了，他们其实自己也知道松懈是很危险的，长年累月的学习也让他们明白放松是会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但赖不住人的劣根性，他们往往是一点一点放弃的，今天少看一些，明天少记一些，后天就不复习了，久而久之自然被心魔一个猝起不意打得狼狈不堪。而这句话恰好就可以很好的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要你们牢牢记住这句话，平时有事没事便想一下，自然而然就会不断保持在警惕的状态，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也许这句话没法触碰到你的痛处，自己也可以去找找类似的句子来反复思维进行洗脑。但道归道，如果自己只是光说不做，对破戒毫不感冒，那破戒也是实打实会的。 再给大家一句话：斩断邪念，你舍得吗？ 3.有人200天看黄破戒，有人400天情绪破戒，你打算什么时候破戒？ 有人一年战战兢兢，有人五年如履薄冰，你又打算怎么做？ 解析：这点主要是用作思维对治，许多戒油子就是因为每戒一定时间便开始松懈，当然他们的松懈一般也不是一下子就全放掉了，他们其实自己也知道松懈是很危险的，长年累月的学习也让他们明白放松是会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但赖不住人的劣根性，他们往往是一点一点放弃的，今天少看一些，明天少记一些，后天就不复习了，久而久之自然被心魔一个猝起不意打得狼狈不堪。而这句话恰好就可以很好的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要你们牢牢记住这句话，平时有事没事便想一下，自然而然就会不断保持在警惕的状态，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也许这句话没法触碰到你的痛处，自己也可以去找找类似的句子来反复思维进行洗脑。但道归道，如果自己只是光说不做，对破戒毫不感冒，那破戒也是实打实会的。 再给大家一句话：斩断邪念，你舍得吗？ 4.要提高看戒色文章的目的性，不要当小说看，这种走马观花的做法并不会有多大作用，这样的学习往往只是自我安慰罢了。 解析：许多戒油子可能和我曾经很像，那便是看戒色文章时没法沉下心来看，一目十行，一篇文章过去后，经常没什么收获，好像看的东西一直在重复，觉悟也一直在那，没什么改变。这种读法往往只是图个心理安慰：我今天有努力了，我看戒色文章了，我坚持下去理应戒色成功。 可事实是这样吗？最后还不是落到破戒的田地，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别假装努力，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你一次次的走马观花，不仅让自己感觉没什么收获，长期以往还会让你产生一种挫败感：我看了这么多戒色文章，最后还是破戒了，难受。 可你仔细想想，你自己该成功吗？别人看戒色文章，咬文嚼字，看到有感悟之处动笔记下；你看戒色文章，手指疯狂往上滑，恨不得在几秒内浏览完一篇戒色文章，就算有感悟的地方，那也让你错过了，然后看完后页面一关，打个卡，完事，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一旦谈起刚才戒色文章讲的什么，大脑只是跳出几个词：断念要快，要早睡，多学习戒色文章。说要详细谈一下内容，好了，脑子一片空白，“反正也就那些，有什么好谈的？”然后继续混下去…… 为了摆脱这种行为，我建议大家在看戒色文章前，好好看下标题，弄明白它大概要讲什么，然后再开始学习，期间要对标题所对应的内容多加注意，因为作者既然写了这个标题，那么代表这部分内容会是作者的精讲内容，字里行间往往藏着作者百经沙场得出来的经验，而这些经验，一不小心，便可以打通你的任督二脉，让你的觉悟飞升。当然，有一部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忽略的，那就是关于断念的内容，这是戒色的根基，一定要好好看，每个人的观点大致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的表达方式都有所不同，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同，也许某一个作者的观点刚好就能刺激到你的神经了呢？ 最后看完戒色文章，要好好回忆下自己看了这篇文章，学到了什么，巩固了什么，好的地方要记下来，时常复习，这样才能让觉悟一步步完善，而不是像之前那样，看似完整，实则漏洞百出。 这一期我把很多的点都融合在解析里了，大家可以多看几遍多去体悟下里面的内容，祝你们最后都能有所收获！
洪振快 1943年，抗战艰难时期。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评，题名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章中说：“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客观地说，假如没有美国，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恐怕是个未知数，至少，抗战不会八年就能胜利。对于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援助与贡献，当时中国国内各阶层对美国普遍都有好感。《新华日报》的文章是给国内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看的，这篇评论文章显然能赢得读者的心。储安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分 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尔塔会议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这个看法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应该具有普遍性。 因此，到抗战结束时，中美处于历史上的蜜月期，包括中共，对美国也很有好感。还有美国的档案揭示，当时美国想在远东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作为其盟国，扼制日本，牵制苏联，维持远东和平秩序。美国的设想是在中国搞美国式的民主，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竞争，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角色一样，为此主张国共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对此，延安是欢迎的，毛泽东也是兴奋的，故而在1945年4月24日的中共七大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要自由选举产生正式的联合政府。 然而，国民党既不愿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中共也有更大的政治抱负，由此合作难成，联合政府计划无疾而终。进而国共鏖兵，共产党倒向苏联，美国为扼制苏联而支持国民党。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一边倒”之后，美国就成了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的政治动员及所搞的“三视”运动，彻底改变了大部分中国人（大陆）对美国的认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秘密入朝参战。 在做出入朝参战的决策前，中央高层存在意见分歧。著名党史专家逄先知在所著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一书中提到，在10月4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不赞成出兵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是“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说得简单点，是美军强悍，参战的胜算不大。 如果对比1950年时的中美国力，可以发现实力更为悬殊：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3，工农业生产总值高达15078亿美元，钢产量为8770万吨；而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只有人民币574亿元，钢产量不过81万吨。另外，美国还有最具威慑力的武器：原子弹。 由此可知，当时“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是正常现象，它不仅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社会上也同样存在。为此，需要一场社会动员才能打消大家的疑虑，而“三视”教育运动应时而生。 所谓“三视”，指的是仇视、鄙视、蔑视美国。其具体内涵，1950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解释得比较清楚。该报道介绍一份《怎样认识美国》的宣传提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标题是”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这部分说明美国……正在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所以全中国人民都应该仇视它。第二部分的标题是”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说明了美国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民主及文化的堕落情形……第三部分的标题是”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这部分说明了美国政治上的弱点及军事上的弱点，说明了美国必然失败的道理。” “三视”教育的目的是清除社会上存在的亲美、崇美和恐美心理。这种心理，尤其是在与美国关系较密的一些人士中，如民族资本家，留美的知识分子，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教会学校师生等中间普遍存在。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当时是辅仁大学校长。辅大有天主教背景。陈垣在12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文中说：“社会上还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为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没有民族的自信心。” 据当时一份要求在全国开展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可见“崇美”“恐美”被看作是错误心理，而“亲美”则被看作反动思想，性质比“崇美”“恐美”更严重。 “三视”教育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国各种媒体大量刊载相关文章。一份调查统计，1950年全国出版的比较重要的147种期刊中，第10期、11期抗美援朝的宣传文字约占16%的篇幅，其中综合时事类期刊更是占了35.5%。《人民日报》特辟《抗美援朝专刊》，从1950年12月4日到1954年9月5日，共出了190期。文联动员作家运用各种艺术形式诸如电影、戏剧、曲艺、歌曲、诗歌、小说、绘画等，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连队、街道则利用黑板报、墙报、宣传画、报告会、座谈会、控诉会、声讨会等方式，进行广泛、深入的“三视”宣传。 “三视”教育运动塑造了一代人对于美国的认知。至此以后，美国在许多中国人（大陆）心中的形象，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文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反动的、最野蛮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的死敌”。 “三视”教育运动所形成的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1951年7月1日朝鲜停战谈判消息传到北京后，“很多群众对媒体中称李奇微为”将军”、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甚为不满”，因为据“三视”教育中接受的观念，李奇微乃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表，又怎能尊称其为将军呢？新闻稿件和发言稿中，到处都是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刺激性的词语”，1952年5月周恩来曾指示要“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直到1972年，中国政府宣布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中国的普通群众“在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当他们在报刊上看到毛主席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握手言和”的时候，他们普遍感到惊愕，以致目瞪口呆。 抗美援朝中的政治动员是成功的。从此以后，仇美心理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大陆）。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不清楚，他的心理是历史塑造的，而不是基于对现实美国的理性、客观认知。正如同美国人对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不理解而对中国人存有偏见一样，许多中国人因历史塑造的仇美心理及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视角出现偏差，而对美国存有偏见。客观、理性地认识世界，是理性的社会心态形成的基础，也是社会平稳转型的前提。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客观、理性的社会心态的形成并不容易。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90年，它的划时代意义没有过时。它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不但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救国兴邦的道路，而且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近代文明世界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和前进方向。 1919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爱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席卷全国，震惊中外，它象征着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里程碑。毛泽东说过：“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毛选四卷523页）人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五四”精神是普世价值观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四”精神的要点：一是人民作主，尊重本国和全人类的个人价值和基本权利；二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按事物演变的科学规律办事。“五四运动”的先驱者把这两点精神亲切地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取自英文Democracy and Science第一个音节的谐音）。 这两位老师对指导人类的生存与进步的重要作用，已为世人公认。但对这两个老师是文明世界的孪生兄弟，不可分割，同样重要，缺哪个都不行的观点则见仁见智，不见得人人赞同。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因为人们对“民主与科学”二者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效益，认识有深有浅。人类能适应、驾驭甚至一定程度改造客观世界以利生存和发展要靠科学智能。这一点，不言自明，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民主精神对促进科学发展和指导人类社会，包括各种群体，社团，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得到所有国家认同。此外，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改革涉及政治权力的归属转移，往往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而裹足不前。 笔者两人都是在“五四”时代出生，耳闻目睹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参与过烽火连天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体验过我国革命胜利的喜悦，也遭受过人为的折腾磨炼。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又曾同时或分头在苏联东欧和西欧北美等国家工作或访问，给了我们一些观摩比较和反思的机会。这种跨世纪跨国界的经历给我们留下许多难忘的印象和感慨。其中也许最切肤的疑难就是：为什么我国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尽毕生精力，出生入死，忘我战斗，在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和谐的中国时竟会在自己国家内遇到这么大的人为的阻力和困难？我们略有自知之明，没有下过硬工夫，没有足够的水平从研究经典著作中找出答案。欣逢“五四”运动90华诞，我们只想略尽老骥绵薄之力，对“五四”以来这段时间里自己的见闻和体会稍事梳理，试图找出一个简明的答案以邀批评指正。我们发现，一个最通俗易懂的答案其实就在“五四”精神之中。 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证明，那些既重视科技开发，同时也重视民主建设的国家，大踏步前进。世界进入近代文明时代以后，在发达国家中，科学与民主往往是接踵而来或同步发展，相互促进。例如：在西欧，12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反映了人们人文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的人权观念的觉醒，在政治思想、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欧洲教会和皇权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坚决、反复和持续的斗争，从而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后来的创造发明开辟了道路。在英国，18世纪初的科学发明带动了工业革命，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同时也培育了新的知识分子和日益强大觉醒的产业工人，紧接着就爆发了19世纪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宪章运动”。由此可见，民主为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和科学研究创造条件；科学为探索社会前进方向和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依据。 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的政权，外不能抵御强权，内不能取信人民，迟早要被历史淘汰。只讲科学，不讲民主的国家，也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希特勒统治的德国，科技水平相当高，不可一世，但他的法西斯主义，对内屠杀犹太人，对外侵略扩张，国际国内，丧失民心，导致彻底垮台。日本军国主义也是仗势科技发达，军力强大，在亚太地区逞强，残暴侵占杀害外国人民，受到中美等受害国家奋起抗击，最后战败投降。 前苏联东欧从国防需要出发，对军事科学相当重视，这可以理解，但不讲民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由少数人，一个党甚至一个人对大多数人实行专政。这种对民主精神的背离迟早要受到惩罚。笔者首次去前苏联东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看到它们的生活条件，教育水平比中国高，我们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高兴。另一方面也看到一些负面现象。 莫斯科的建筑高大庄严，令人肃然起敬。但道广人稀，日用商品奇缺。一些官员向我们宣讲他们的成就。但人民情绪不高，工作人员散漫拖拉，政治气氛沉闷，说话小心谨慎。在东柏林，工人游行示威，人们把汽车打翻在街头，苏联派出几万军警镇压，形势紧张。那时，波兰比较宽松，市民愿意和我们来往交谈。不久，波匈事件爆发，连匈牙利的领导人都被苏联军队逮走枪毙。后来听说中国劝阻苏联出兵华沙，波兰才免遭同样命运。捷克斯洛伐克气氛也显得紧张，人们和我们说话有所顾虑，在公共场所，左顾右盼，欲言又止。若干年后，当苏联的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以“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捷克人民为什么紧张。只有南斯拉夫气氛比较自由开放。尽管中国追随苏联，公开批判南斯拉夫，但笔者在那里采访时，当局对我们中国记者还相当客气，反映了这个国家在铁托领导下的气度不凡和自信。1956年我们在北京，忽然听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报告，揭露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残杀干部和人民的真相，骇人听闻，出人意外。过去我们爱唱的苏联歌曲“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们心里在问：这个国家在哪里？ 和许多中国同事和朋友们一样，我们都很纳闷，都在思索议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怎么啦？当时的政治气氛既紧张，又活跃。大家思想上如饥似渴，想知道事出之因，想预料发展前途。主观上出现了调查研究、分析总结的愿望，客观上也出现了这种机会。遗憾的是，从1957年夏天开始，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反右政治风暴，为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唱赞歌。一场如实总结经验教训以利清醒前进的历史机遇就这样擦肩而过，从而切断了一场新中国的思想启蒙，中国又回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愚昧时期。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强调在中国“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全国鸦雀无声。 历史无情，中国的“最高指示”救不了苏联和东欧。20多年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苏联和东欧的专制政权全部解体垮台。许多人认为，它们失败最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假“无产阶级”之名，行专政之实，违反民主，失去民心。如果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应该同情数以百万计的被专政致死的苏联人民，并从苏联的失败找出内在的原因，引以为戒。但在中国，有人不仅不对前苏联和东欧广大人民的新生祝福，反而竭力为专政者的失败唱挽歌，牵强地归咎于外国干涉，甚至对那些杰出勇敢的民主改革的领军人物如瓦文萨和哈维尔等，冷嘲热讽，公开非议，严重地伤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感情和民主精神。 1956年我们第一次到英国当记者。那时大英帝国已经衰落，不再是对外殖民扩张的霸王。我们第一次看到坚强含蓄而幽默的普通英国人。二战中伦敦被德国轰炸破坏得很严重，有些地方还留下炸弹的伤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自豪的英国人继续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和正义。在伦敦和其他城市，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示威，反对英国政府追随美国的战争政策，有少数警察保护，秩序井然。在英国议会两院，我们目睹首相或其他官员向议会汇报政府工作，接受审查。那时正是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许多议员发言批评英国政府的中东政策，艾登首相为此而被批判下台，由麦克米伦接替。离职后的丘吉尔虽然威信很高，但只是一个普通议员在座参加讨论。在海德公园，各种观点自由讨论成风，既是政治生活，也是思想交流。在这里，没有多少清规戒律或不许人们说三道四。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称雄世界，对外横行霸道，不讲民主，凭借军事优势，推行单边主义，一再武力扩张侵略，干涉他国内政，残害外国人民，结果是从古巴、越南到伊拉克、阿富汗，到处碰壁，屡战屡败而屡教不改，在国内国外威信扫地，形影孤立，如不改弦更张，对外遵守国际行为准则，采取民主和解，平等待人政策，终将走向衰败。这次美国人民选出名不见经传的黑人入主白宫，破美国历史的纪录，反映了美国人心思变。在此关键时刻，美国能否虚心总结教训，改过从善，世界都在以怀疑的态度等着瞧。美国一大优势是对内讲民主。虽然它的民主制度远非完善，尤其是执行中问题不少，但它立国的基本原则“民有民治民享”，在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议政参政，批评监督弹劾党政领导的基本权利，保障言论学术思想自由，广纳天下英才等方面，有独到之处。这是美国人的骄傲，也是美国力量的源泉，不可轻视蔑视。 对中国来说，只讲科学，不讲民主的教训也很深刻。在这里，重温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片段也许是有益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腐败虚弱的清廷面临列强侵略欺凌，不学习国外全面提高国民科学水平和公民意识的成功经验，企图单纯靠军事上重整旗鼓兴邦而反对在内政上革新图强。其结果是李鸿章、张之洞的坚船利炮洋务运动既没有扎实的科学根底，更没有民主制度的有力保障，其结果是前方兵败如山倒，后方康梁的立宪变法被专制王朝无情镇压而夭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下，中国开始沦落为半殖民地。当时中国的主要敌方日本走的恰恰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上下一心，坚决维新图治，内外政策全面改革开放，而不是关门内敛和自我窒息。它一方面大力加强军事实力，同时大胆吸取外国在科学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成功的经验，大量出版本国的和翻译引进西方的书刊，重视知识精英而不是剥夺他们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其结果是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强国，从中国东北开始，大举入侵，给中国造成无法忍受的灾难。这些教训刻骨铭心。 国民党在中国当政以后，犯了类似的错误。它拥有全国的资源财富和统治权力，控制全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拥有8百万美式装备的大军，企图凭强大的军事实力，消灭装备落后、力量单薄的共产党的新生力量。但它对人民实行一党专政，压制民主，贪污腐化泛滥成灾，造成民穷财尽，怨声载道，在农村得不到广大农民支持，在城市遭到市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群众的强烈反对，失尽民心。与此相反，当时共产党取得胜利的诀窍是它在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在解放区实行民主制度，在蒋管区的城市中团结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工商企业界，号召全国人民共同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共和国而斗争，深得民心。是正义和民主，而不是单纯的科技和军事实力，取得了胜利。 最后，回顾一下新中国建立后的某些失误的教训。如果讲真话，应该承认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抄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中国也是失败的。它和“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中国一些开国领导人原来大都受“五四”精神感召，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有的在西欧和日本等地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有着开阔的视野，立志为建设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献身。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决定拜列宁和斯大林为师，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取代了“民主与科学”精神。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有关列宁主义的论述是我们党员反复学习的必修课。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第一天，更确切地说是进北平城的前夕，就向全世界发表宣告，将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发源国家列为敌性国家。甚至将民主、人权、自由、平等、人道、人性等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斥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独有的毒品，在中国必须消灭于萌芽之中。这种决策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又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属于个人拍拍脑袋就说了算的典范，结果是“五四”精神名存实亡，“德先生”实际上就“靠边站”了。 实践证明，这是严重的失策。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民主与科学像一辆双轮车。如果只有一个车轮勉强往前推，结果不是歪倒，就是向后转。何况民主本身就是科学的组成部分，没有民主，科学、艺术、文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很难腾飞。 解放后我们党领导的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和文革等都表现了对专制的偏爱和对民主的反感。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和文革等，都是因为领导既违背了科学精神，更违背了民主原则，滥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以言治罪，提倡思想盲从，不许发表与党不同意见。其后果是错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害不可估量，一再使党和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沿。中国人痛定思痛，敢于面对真理的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从东西方几十个国家几十年的实践中体会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永远伟大正确而不受实践检验不许修正摈弃的政党或主义。无数专政制度的受害者以自身或家人的鲜血和眼泪写出大量回忆文集，力求感动领导对那套不讲时代、地点、条件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思革新，回到民主和科学的轨道上来。 顺应民心，已故的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30年前启动了历史性的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新道路。对新中国来说，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它首先在经济领域，对促进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扩大民主自由的作用，使“五四”精神复苏，中国面貌一新。邓小平在世时曾提到政治改革开放配合经济改革开放的必要，但没有采取行动。继承他的领导人也不时提到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但专制思维和专政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政治改革仍处于举步维艰的阶段。 经济自由发展，而不改变专制思维和专政制度，政治和经济大权必然旁落，继续被少数人高度集中，不容一般公民和党内党外人士成立独立的机构监督过问。果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权钱结合，产生了权贵集团，垄断和蚕食国民经济，左右国家政治走向，从上到下，贪污腐化泛滥成灾，贫富差距拉大，公民权利受损，公正善良的公民和干部，没有关系网和后台，无权问津，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敢怒而不敢言。 由此可见，“发展是硬道理”不应该理解为只发展经济而不同时推进民主改革。只有经济和政治、科学和民主紧密结合才能避免走弯路和邪路，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促进国家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富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家赞成。民主改革，让既得利益的权贵放权，阻力甚大。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它再一次证明，从专制转变为民主是何等困难。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将解放思想列为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而不提倡阶级斗争和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解放思想的突出范例。缔造和谐与暴力专政是完全对立的。党的十七大的路线方针正确地将民主改革问题列入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全国人民，海内海外都表示拥护关切。领导采取有利于国家民主发展的措施，即使是小步前进，都得到人民由衷的拥护；损害民主权利的行动，即使事情不大，也往往引起公众的忧虑和评议。 多年来的人大政协两会中只见到代表们对重大国事提点具体的小意见，对党的决议主要是表示赞赏支持，举手通过，胜利闭幕。没料到例行公事之中，今年的两会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 首先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次小组会上表示自己“如果说了外行话，请大家指正”。我们这些年从早到晚听腻了大话套话，好久没有听到国家领导人讲这种平常人的谦和语言了。它使我们怀念老一辈领导人的领导风格。记得有一次周恩来给外事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做了两天报告，内容充实生动。但他讲完后接连说了好几次“没讲好，没讲好”。我们相信这不是客套而是真心话，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相信胡锦涛讲的也是真心话，带了个好头。 令人更加瞩目的是，在这次两会期间，会内会外有更多的人敢讲真话，指出两会应该是国家议政的场所，不应该是各界名人的汇集所，更不应该是为了安排一些从政府工作岗位上退位的高官而设。两会代表应该是深入民间，为人民信任，能够而且敢于反映广大人民疾苦和心声的公仆。这届大会上突出的一位敢说真话的是广东的代表、中科院院士钟南山。他在一次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地说：“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讲得很深很多，很透很尖锐。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歌功颂德，一分钟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一分钟来不及谈问题了。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 据3月11日《信息时报》报道，钟南山的发言获全场掌声，可见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该报评论说：人民把代表和委员选举出来，为的就是把人民的苦衷倾诉出来，希望国家能重视民生难题，从而解决难题。评论指出，这些代表委员们不应辜负了人民对他们的期望，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会外舆论，特别是网上的议政之风远超过会内。有人指出，我国领导人公开一再宣称依据国家宪法治国，但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并没有执行。又例如：宪法明文规定代表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机关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自相矛盾的法令都是共产党决定的，没有经过广大人民讨论同意，怎么解释都很难使人信服。据说这就是“中国特色”，是唯一正确的最好的制度，强调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种武断显然难以被全民同意。正如资深学者俞可平在两会期间发表的文章指出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针对一位官员严词宣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时，一位作者叶铭葆在网上发表感想，提出了两点评论：第一，用词不当。“西方那一套”是骂架的语言，等于说“老子不吃你那一套鬼把戏”。这对西方人珍惜的民主制度，很不尊重。第二，事实错误。西方并没有什么“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它们实行的是人民作主制，由人民讨论，通过选举决定是一党、两党或多党执政，是轮流执政还是长期执政，而不是由某一党一家硬性决定自己永远执政。这位叶先生对各种政治制度的研究比我们更加严肃认真，更加内行，更加谦虚，也更加关注国际影响。…
如果不讲清背景，很多人不知道“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为什么会在中国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情还得从马克思说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 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消灭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须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 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不需要著名的 “价值”插手其间。(同上书，第348页) 这样，“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没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 在马克思经典作家那里，商品经济一直是共产主义的异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商品经济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不能消灭它，但要限制它，一旦条件具备， 终还是要消灭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否定更加强烈。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圣殿里一个心怀叵测的“异教徒”。不赶走这个“异教徒”，社会主义圣殿就纯洁不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有“产品”(没有“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不能有“商品”。“产品”是计划调拨的，“商品”是按价值交换的。但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商品交换行不通，所以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但不承认“商品经济”。这是因为，前者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后者是一种经济性质。所以，坚持“商品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要不要“商品经济”的争论就成了政治斗争。 1979年4月，近400名经济学家在无锡市举行了半个月的大讨论。讨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问题”。这是一次盛会。中国的第一流经济学家，诸如孙冶方、薛暮桥、刘国光、骆耕漠等都参加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在半年之内召开了几十次不同规模的价值规律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几乎接触到在以后十几年经济改革中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是一种什么关系、国营企业是不是商品生产者、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是怎么形成的，等等。 建国以来，由于实践上不可能消灭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运行 规律—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约束。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从1956年到1957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第一次大讨论。当时起主导作用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经济受“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支配，价值规律只起辅助作用。认为价值规律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不起调节作用。当时的经济学家还认为，“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价值规律是同私有制相联系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自发地对生产和流通起调节作用，成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杠杆。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虽然‘改土归流’……但毕竟是‘野性’难除，如果不注意加以限制，它就会产生消极作用，乃至泛滥成灾。”（关梦觉： 《关于当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经济研究》1959 年第2期)对客观规律进行“限制”，竟出自知名经济学家的笔下。 60 年代，在讨论管理国民经济要不要运用价值规律时，孙冶方主张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价值规律办事，主张经济管理应以利润为中心。不久，这个观点就被斥为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经济建设上，是政治统帅经济，还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实行‘利润挂帅’，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理论上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鼓吹用价值规律调节、支配整个社会生产。”（《红旗》杂志1970年第2期：《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过去长期违反经济规律所造成的恶果，各方面都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哪些经济规律办事呢?胡乔木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指出，第一是按“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办事，第二才是按价值规律办事（见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据于光远后来在一次会上说，这篇文章是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个人写的，在发表时胡乔木只署自己一个人的名字）。这篇文章当时算思想解放的代表之作。 其实，在经济运行中，只有“按比例”的规律，并不存在“有计划”的规律。“按比例”的规律，主要是通过价格变动来实现的。“有计划”是人们的主观行为，而人们这种“有计划”的主观行为，阻碍了“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杨继绳：《对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再认识》，载天津《中青年经济论坛》1984年第3期)。强调“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实际就是强调“计划第一”。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不同意把价值规律放在次要地位的说法，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指出国民经济各大部类、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经济学家刘国光等也认为，所谓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利用价值规律来管理经济。 直到l978年，还有经济学者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和流通仍然有影响，思想路线不端正的单位，仍然会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的倾向，甚至出现自由生产自由种植的现象，这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加制止，就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刘炽光、龚益鸣：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制度问题的讨论》，《武汉人学学报》1978年第2 期) 无锡会议以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价值规律只在两种所有制之间才起作用的界限，认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价值规律也起作用；二是突破了价值规律只起经济核算作用的界限，认为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也起调节作用。…
亲历者 一 街上挂满了标语条幅，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D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执行政策要坚决，决不允许孩子多”等等不一而足。 县城的大街上搭满了帐篷，每一个帐篷里无一例外地住着准备引产的孕妇。那时节不论什么情况全县不允许一个农业户口的孩子出生，即便是个别通知传达晚了，孩子生出了，也没有几个能够存活的。县医院西面堆放垃圾的地方有两口废弃的几十米深水井，因为孩子的shi体被天天扔到里面去而填满了。 故事还得从那年4月26日的一次全县县委扩大会议说起，那是我刚当上乡D委S记的第三天。这天下午临下班时通讯员小赵对我说：“张S记，县委通知，明天上午县委招待所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乡镇副S记以上的都要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可达到实职副科级，我从政以来第一次听说。不会是新S记带来的新气象吧。在我到乡报到的同一天，原县委S记因为计划生育工作不力，被调离工作岗位，不会是因为这件事儿吧！ 会上，有关领导通报了全省和全市以及全县的计划生育形势。一句话，我们县已被省列为重点管理县，计划生育全省倒第一，县委被黄牌警告，如果不能改变现状，就下台。县委S记声嘶力竭地说：“我已经给市委立下了军令状，如果一年之内计划生育不能由倒第一变成正第一，我情愿接受D纪政纪处理，毫无怨言。要想扭转我们县的被动局面，如果还和以前一样，那结果也只能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个倒第一。我们要痛下决心，用非常之法，下非常之力，干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镇，你这个乡采取什么措施都要将人口出生率降下来。今天这个会议是一个誓师动员大会，给大家五分钟时间考虑，看看能不能完成任务。能完成任务的要积极发挥作用，感觉力不从心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立即让贤，要让能够完成任务的同志干。” S记讲完话，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随即便台下嗡嗡地开起了小会儿，在主席台上也听不清谁究竟说了些什么？ 五分钟过后，全县22个乡镇D委S记挨个表态，看看是否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县委S记点名，由大到小，有前向后开始表态。也不知道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是怎么回事儿，前两个被列为副县级人选的S记表态了，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理由就是群众意识差，干部作风散，宣传不到位，后顾之忧无法解决等等。县委S记听完他们两个人的表态当时笑着说：“看你们两市实在人，尽说实在话。很好很好！”随即脸向旁边一扭厉声道：“来人！”话音一落，四个武警应声而上，两个老乡镇S记的身边一边一个。“铐起来，押下台去！”全场的人都傻了！被铐起来押下去的两个S记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儿，就糊里糊涂地被送到了看守所。 “有些人就是这样，仗着自己是地头蛇，坐地虎，敢于公开同县委叫板。先将两人关押半月，纪委检察院去查一查，看看他们有没有违法违纪行为！” 稍一停顿，S记缓和了一下语气继续说：“有人说我武断，说我搞一言堂，说我搞独裁。我不搞行吗？我们的工作任务怎么完成。我是军人出身，我就知道一句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那这么多钱养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就是要我们这些人为国家排忧解难，为国分忧。计划生育是什么，是国策。什么是国策？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策。这个政策的执行我们冠县这些年来是极为不利的，不然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开这个会了。作为一名D员，一名国家干部遇到问题不是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是躲着困难走，那要这样的干部有啥用？” 本想着有县委给撑腰，开展这项工作应该不成多大问题，可大大出乎意料。我也是先搞动员，发动D员干部，只有他们全心配合我的工作才好进行。可是当我也想县委S记那样问谁干不了谁说话后，有一半的人当时就表态说干不了要求我将他们撤了。提前我也给派出所打过招呼的，可是我说要将两个领头的押下去，他们竟然嘻嘻哈哈，磨磨蹭蹭。让我威信扫地，气得我当时就说了散会，各自回家好好想想怎么办。 会后我叫派出所长到我办公室，问他为啥给我下不来台。这次派出所长是气喘吁吁一溜小跑跑过来的：“还没有等我开口，他就给我解释开了，乡镇的工作比不上县里。大家都是本乡本土的，不能将关系搞得太僵，再说你一句话随便抓人是犯法的，我们执法人员总不能知法犯法啊！你应该抓住重点人物，有他们给你拾台，你工作就好干多了。”这家伙给我上起课来一套一套的，明显是欺负我这个新S记。在乡里如果连一个派出所都不能摆平，那以后的工作可就难了。 要说还是我们县委S记能够体谅下属，知道我是个新手，遇到这么大的事儿肯定头皮发麻。还没有等我给他回报动员会的情况，他就对我乡的情况了如指掌。第二天就亲自到乡里给我重新调整了乡的领导班子，那个自以为是的派出所长被调整到其他乡当一般干警，活该！谁让他给我难堪！ 全乡轰轰烈烈的彻底整治违法生育行动开始了。乡里我负总责，每个村都是村支书负总责。年龄偏大的支书一概下台，该由他推荐的人选接任。我们乡采取的策略是正人先正己，先从自家开始，从自己的身边人开始，从自己的亲戚开始，凡是怀孕的不论啥情况一律打胎流产，以前颁发的准生证一律作废。 亲历者 一续 ZG革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想有政权，要想稳定政权必须要有枪杆子。和平时期对于我们每一个基层干部来说道理是一样的，要有自己的枪杆子，要将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军队是D的，我们想管也管不上，可是民兵和派出所在我们的辖区之内应该能够管得住的。要想干点儿事儿，要想干成事儿，就必须让他们听话，如果没有武力作为后盾，你这个S记就不称职，你是干不成事儿的。 我按照曾S记要求对所有派出所计生干部、乡干部村班子成员来了一个大筛选，凡是有可能影响我们工作进度的一概调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我们乡不拖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后腿，确保乡在县委要求的从5月1日到8月10这百日内不出生一个孩子。 在开会的时候，我当着全乡D员干部的面照本宣科地说：“为了完成县委给我们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确保我乡5月1日到8月10日这100日内不出生一个孩子……”我刚读完会场就炸了，有几个人当场就问：“那出生了怎么办？”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没有礼貌的干部，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县委就是这样要求的，你叫我怎么办啊？还是秘书反应快，当时就替我回答：“生出来就掐si！”一句话全场哑然，谁也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我当过兵，在部队就是一名政工干部，乡秘书的经历和我一样，因此，凡事都是我们两个先商量好，然后再在班子会上说。还是说我的“枪杆子”吧。我创造性地应用了那个著名的“白猫黑猫论”凡是能够完成计划生育任务的就是好同志，这样的人就应该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也不管他的出身，不管他啥经历，不管是否有偷鸡摸狗的行为，只要是人才，我就给他位置。可是就这也不行，因为都是本乡本土的，这一个村子的人不是本家就是亲戚，照顾人情的情况时有发生，搞的我很被动。 要说还是我们曾S记伟大，他早就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遇有重大任务，比如拆房，抓人，他很少动用我乡武装力量，而是从80里外的碱窝乡调人来。外乡的人谁也不认识，没有人情顾虑，工作起来自然如狼似虎。你孕妇怎么了，专拣肚子猛踹，省的让你打胎你不情愿。一脚下去，一会儿地下一片血，哈哈！目的达到了，你想保胎希望不大了，即使我们让保，你到县医院也是给你打一针引产针，政治任务谁敢徇私啊！ 对于为我卖力的计划生育执法队的成员，我自然给他们减轻后顾之忧。手里要有武器，绳索是标准的两米长，棍棒一米四。其他乡的执法队都没有服装，我让他们都一律穿上了警服，远远一看威风凛凛。待遇上自然也错不了，每人每天10元工资。别小看这10元，1991年的10元能顶现在的100元用。我们乡长S记的工资多的一个月才130元。举报的，一律吃百分之五的提成，举报一个一般就能挣100多元，比干啥不强啊！在政治待遇上，我积极争取指标，凡是工作积极的，优先入D，优先提拔为乡干部。几条措施下去，哈哈没有一个不给我玩命干的。 措施到位后，我的工作可就轻松多了，再也不用向有些乡镇S记一样冲在第一线直接面对群众了。有啥事儿，我只需动动嘴，别人就忙上个半月。一阵子下来，不但我工作完成的好，因为不直接面对群众得罪人最少，成为全县少有的好干部。那时节经常有同僚向我取经，说我有办法，其实我哪儿有啥办法呀！还不就是沾了S记蹲点儿给我出主意的光！ 亲历者 二 周一在冠县来的大巴上还跟人再说这个事情，那年是羊年，冠县民间都称那个运动为“杀羊”，恐怕40岁以上的冠县人，没有不知道的！ 那个运动正确的名字是“百日无孩日” 很丧尽天良的一个运动，我还是在初中的时候，听我一位政治老师讲起来的，很恐怖的说。 1991年，那年是羊年啊，我才上小学，当时是见过很多很多的拖拉机上，拉着那些因家人生孩子而被抓起来的村民，游街个个都是五花大绑，胸前还挂着一个牌子，至于写的是什么，当年太小，没有注意看。不过广播不停的在车上播放着很严厉的政策，计划生育政策。 “百日无孩日”那三个月，但凡是怀孕的妇女，不管你是计划内、计划外、第一胎、第几胎，哪怕是久病不孕而怀孕的妇女，都会被住起来强制流产，据说有的人（怀的是第一胎），再被计生队抓起来去引产的路上，生在了车里，小孩就被活活掐si………